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代序

缺乏社会和生活经验，让我只能去想象自己的敌人。

我和一个同级的建筑系同学聊天——我们高中时候就认识，那时候交流人生理想、江山社稷什么的，也会彼此感动和自我感动，他们理科生把这叫做“有人文情怀”。

他说：“这几年，我觉得世界上要改变的事情越来越多，可我越来越明白，自己能改变的只是一小件。”

精英阶层为自己的权利和与之相伴的些许自由而奋斗，抛弃简鄙的宣传语言，尊重现在，而不是恐惧或梦想明天。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同一时刻，在偏僻的湖北小城，我所在的小学也在为建国五十周年而排练。

这才是残酷青春。最残酷的地方，并不是他走了歧路，被荆棘扎得遍体鳞伤，而是经历了这些，他还是要和我们一起走，还是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前冲涌。

我喜欢听他们的谈话，喜欢听他们随口说出一个恐怖的数字，喜欢他们慵懒而漫不经心地比周末购物所花费的巨款。尽管那些钱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还是快乐得不知所以。

我喜欢向外人热烈地介绍他们的财富，当别人婉转地抬出更富裕的家庭，我甚至会因为感到挫败而不服。

年轻人最基本的就是：不怕穷，对财产也没有恭敬心。

对于不平等的财富，已经能够如此心平气和地接受和认可。

这种感觉很奇妙，像是两千度近视的人第一次戴上眼镜，周围原来模糊不清的东西顿时鲜明起来。

比追随logo更崇高的理想是自己成为logo。大多数人满足于模仿偶像，有些人决定成为偶像。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是个黑瘦、长脸儿、颇有风情的女孩子。她会唱海豚音，是学校的diva。她是学校里辨识度最高的人，因为全校只有她一个人戴金边大墨镜穿银色高跟鞋。我对她每次去食堂都要凹造型有些不以为然，觉得她真是太形式主义了。

对于她的“搏”，我既希望她早日出头，又会不无阴暗地想——天老爷呐，哪一天不会真叫她搏出位了吧？前几天，我看“名师高徒”节目，看到她唱海豚音时标志性的脸一扫而过，那是曾经的选手的败部复活，几十个选手搏杀一张复活卡。 直到这一刻，我才诚挚真心地祝福她成功，这样至少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久一点，能让人看得真切一些。

对信仰消费主义的青春，我给予有所保留的尊重。对于把青春本身就当做一件巨大消费品的人，我才是立正敬礼，表达最大程度的敬畏。

我试图提炼一代人的共同情感，却发现青春只是散落凌乱的个人记忆。

我为什么不敢“留点余地”

有这么一个残忍的故事

圆谷幸吉

圆谷的确是那么美好而诚实，哀动人心。

我累了，再也跑不动了。” 这是个悲剧故事，却也是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我喜欢它的收梢。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勇敢地朝内心喊话——“我再也跑不动。”

不想再跑了，虽然路不长，不过是从摇篮到坟墓这段短短的路程。除开道路本身，我们没有其他的目的地，我们除了老在途中，也没有什么其他选择。所以，是走还是停，是快还是慢，是我们仅剩的能够决定的事情。

一直以来，我最羡慕的都是这段路上的慢行者，静止的人——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换言之，做一个自由的人，心不为形役，形也不为心役，坐拥一整块无人的疆域。

我属于这一代人，在最惨厉的优胜劣汰的社会系统中成长的一代。从幼儿园玩抢凳子的游戏开始，我们就深吸一口气铆足了劲，随时准备推开旁边的人，从小到大，我们只知道一件事：社会只分输家赢家，而没有弃权家。

这个社会已无旁观者，已无局外人，悠闲静坐的人要么被消灭，要么站起身来做出起跑的姿态。这个社会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更严格的游戏规则，不再允许有人弃权，有人拒不起跑。 也就是那时，我发现自己也步入了圆谷幸吉的跑道，永远跑在自我训练的途中，永远跑在全是对手的竞争里。

于是，没有余地。为什么要留余地？或者，用更年轻的姿态来重述这句话——凭什么要留余地？

这轮赛跑的确会有名次，有奖励，但是永远不会有终点。这轮赛跑有领先的人，但是不会有获胜的人。别忘了，所有的人都是圆谷幸吉，只不过是不同赛程中的他。所谓“成功者”只是还未被超过的圆谷幸吉，“精英”和“领袖”是赛完一场尚属优秀的圆谷幸吉，失败者losers是不再有动力、也没有夺冠的希望，却必须靠着惯性和压力不断向前摆动双腿的人。

我不敢给自己留点余地，我甚至不敢小声再小声地对自己说：“我累了，我不想再继续跑了。”

这种震荡来自：我觉得自己是要被社会淘汰的一类人。

在学校的，无论毕业的，还是没毕业的，只有两类人：Winner和Loser。这是成功学的社会氛围下最简单粗暴的产物。“这点收入在北京怎么活啊？”Winner总是这样问Loser。

如今毕业一年了，成功学也在解构。“Loser”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屌丝”，“屌丝”听起来没有那么尖锐刺耳，有点自嘲，有点精神胜利法，有点自甘落后。 世界变了么？其实并没有。社会看起来是仇富的，但仇富的本质是仇穷，权利和钱仍是仅有的被认可的追逐目标。身为屌丝，向往的仍然是逆袭的故事。

三十未立，二十而蹲

小时候大家都差不多，这几年我再回家，就觉得大家已经不太一样了。我的小学初中同学大都没离开过这小城，也再难离开

我们大多数都是铁路系统的子弟，他们的未来大抵也都拴在铁路上，他们所有的恐惧和自尊，和区区所有也都勾勾连连地捆绑在铁路制服里，从父辈的手上接过，在适当的时候传给下一代。这就是所有终极神话的壁画：一小块地，四壁之房，悬挂的铁黑色制服。

我假期回去和我小时候的同学聚会，他们中比较幸运、有背景有关系的一部分人已经工作了，谈到将来就是骂骂咧咧。我只能讪讪地劝他们知足为乐，先别考虑这么现实的问题，还是抓紧时间享受青春。我的同学给我很怪异而无言的眼神，我才觉得自己的虚伪，他们青春仅存的遗物只是戏谑冷笑的面孔，而内心已自视为泥土，早就把身体平摊成一块让人踩踏的土地。

逃避着终将成熟这件事，拒绝进入更大的跑道。

我的大学同学，他们是心智生产和恶斗程序的胜出者，是教育的脑力工厂量产的产物，是即将同“板结社会”搏杀的新参赛选手。 我周围有同学从大一就开始看房价，每天一起床就像华尔街的巨头一样研究报纸，看房价走势，计算将来工作之后，日薪甚至时薪是多少，才能供得起一所房子。他四处展示算出来的骇然惨烈的数字，吓哭了许多人。 更多的同学没有那么胆小，他们是蚁族里也要争当蚁王的一群人。努力，上进，参加各种竞选，永争各种名额，推七搡八，抢来各种大大小小的粮食，屯在自己目之所及的地方，看管好，当做资本——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过程原来叫“奋斗”。

我的大学同学，他们是心智生产和恶斗程序的胜出者，是教育的脑力工厂量产的产物，是即将同“板结社会”搏杀的新参赛选手。

更多的同学没有那么胆小，他们是蚁族里也要争当蚁王的一群人。努力，上进，参加各种竞选，永争各种名额，推七搡八，抢来各种大大小小的粮食，屯在自己目之所及的地方，看管好，当做资本——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过程原来叫“奋斗”。

这就是奋斗？我们只能笑道：“好吧，这也算奋斗。”自然不能同五四相比了，从五四以来，几乎每个世代的成人礼，都是由时代完成的：天地玄黄，时代巨变，少年人或是被一把丢入，或是主动勇闯成年人的世界——一个凶残野蛮的世界，一个满是巨灵邪灵和国家机器的世界。

稳定盛世下，没有时代替年轻人完成成人礼。三十而立，立的也不过是安身立命的立；全副武装，对抗的不过是不断攀升的房价走势。

下一个动作还暧昧未卜，不知道会昂然地顶天立地，还是会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

小叶虽然落选，可还是一直关注着选举。他发现，在广州的选举中，不少高校学生把票投给了Laughing哥（港剧《学警狙击》中的角色）、路飞（动画《海贼王》里的主角），广州大学甚至因为投给Laughing哥的票太多，导致重选。

小吴没有出现在正式候选人的名单上，他也和小叶一样，以正式竞选人之外“另选他人”的形式继续参选。

而是说要回归自己的生活，有能力就帮助他人，没能力就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过好，就够了。文章最后一句话写：“平静地看待生活，平常心看待这个激扬的年代。”

近一年的社会经验，反而越是消沉。时间久了，理想的镜子起灰，需要多擦拭。

他们大概没有以自己期待的方式改变世界，但还在非常努力地让自己不被世界改变。

中产阶级的孩子

我想到几个月前看到的新闻：一个在北京演艺学校进修的大连富二代，飙车被交警拦住，跋扈的富二代不服交警的指挥，叫来父亲和父亲的保镖，把交警活活打死。这事如同其他骇人听闻的社会新闻一样，引起一阵激愤和讨伐之后就被迅速遗忘，并没有点燃什么东西。人心像是早就被烤成了灰烬，用手一捻，不过是多了一层灰。

他从小成绩好、有主见、早熟，表面懂事乖巧，内心冷眼愤世，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成为父亲向朋友们吹嘘的对象。他叫小文。

他的童年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学会了每天怎样在责备与怨念的夹缝中生存，学会了怎样察言观色，学会了怎样讨人喜欢。

，他反而和父亲的关系更近一些，他发现自己和父亲越来越像了，一些生意人特有的精明、狡黠和专断渐渐在自己身上浮现出来。对于他父亲“中国式成功”的行为方式，他也越来越认可了。

印象最深的情节，也是那些如火种般热情的红小兵，如何发自内心地以自己小资的父母为耻，认定他们是腐朽的，认定他们是错的。

可小文不是一个顺从者，几乎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他就发觉自己和周围同学的不一样。那还是在军训，当其他同学还沉浸在名校的荣耀里，心甘情愿地接受“服从”和“集体荣誉感”的洗脑时，他逃早操、躲唱军歌，拒绝一切集体美学的东西。

小文的宿舍里住着系里成绩第一名的同学。那人每天很早起床，去图书馆占座位自习，很晚才回来，选修课程是按照老师打分的慷慨情况，自己不感兴趣的课程也上得很起劲，唯一允许自己的娱乐活动是在网上下一盘三国杀。

小文不认同那样的人生，他觉得中规中矩就是失败。一步步虽然走得踏实，但那是多么无聊又庸常的人生，以后仅仅是一个安逸富足的“中国式精英”。

他的宿舍里还住着一个又红又专的优秀党员，他们经常就意识形态的问题辩论。在政治谱系里，小文觉得自己和这个倡导主流的学校格格不入，他是反动的。 小文觉得自己属于学校里最“反动”的那一拨，最不满的那一拨，最叛逆和愤青的那一拨。

低层的年轻人，对造反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冷漠，因为他们对体制信任、感激。“知识改变命运”给了他们希望和许诺，还有各种助学金和奖学金的帮助与扶持，因此没有理由不信赖和服从。小文却和他们不一样，名校给他的关于光明未来、关于“中国精英”的许诺，他并不稀罕。

他并不是没想过要改变社会，因为他比周围的同学更不满、更聪明、更有能力也更有余力和资本。他也知道，中产阶级的孩子，才是社会变革和新陈代谢的力量。

我对他说：“我每次出国，都会有种文化自卑和民族主义混杂的复杂感情，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他笑道：“那是你内心不够强大。”

现在，他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朝九晚五，也时常抱怨空气与水、抱怨堵车、抱怨生活，但从未想过回到父亲为他安排的人生。

天才的出走

高二，一些同学明显天资不够，没有得奖的可能，他们被淘汰出去，作为落魄凤凰，混进普通学生的队伍当中备战高考。能留下来的，则为了参加国际赛事，为了夺金，开始参加一轮轮的筛选和淘汰比赛。

全军覆没的竞赛小组数不胜数，他们进入国家队无望，得奖无望，保送无望。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高强度训练，忽然成了一身屠龙技。走了许久的光荣荆棘路，终于快到头了才见着“此路不通”的标志，只能急忙跟着浩浩荡荡的人群，去挤高考独木桥。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就在这时候，他发现自己面临失明。偌大的新自习室，往往只有柳智宇一个人，他每天看书做题，备战竞赛，直到发现数字和图形伴随着一阵阵剧痛时隐时现，他所熟悉的世界时隐时现。 那一年，他为了看病，跑遍了全市的各大医院，早起去赶早班的汽车，有时堵在拥挤嘈杂的大街上，太阳暴烈地晒着时间。

第二天，柳智宇到空无一人的自习室做题，与大脑和身体搏斗，定期去复查眼睛。命运把他吞没在日复一日的催眠机制中，只有这样，他才能承受那些让人满怀恐惧的事物。

柳智宇跟曾经的种子选手、落败后备战高考的同学说：“我这段时间很郁闷，回顾我的整个高中，一次次地重建与打破，到最后还是找不到自己心灵的归宿啊。也许我一生都将这样颠沛，而生命的真谛对于我，就在这颠沛之中吧。不过你放心，心态对我的比赛成绩不会有影响，我的目标很简单：世界第一。”

用上了一年来悟出的应对办法，列出思路，顺利解答

执念

他不愿意看到自己所爱、所欣赏、所熟识的人，为了现实而向理想妥协。

他目睹无数天资极好的人因为运气不好，差之毫厘，就被打入平庸的尘土之中。理想太理想，现实太现实，生活必经的跌宕坎坷碰壁，柳智宇都视为难忍的磨难。而柳智宇的梦想，就是能够加入甚至创造一个环境，与一群人“在一个自由、温暖的氛围中一起探索生命的真谛”。

柳智宇高中时候就喜欢探索人生与宇宙的终极奥秘，也写过关于人生终极目的的哲学论文。

他内心的天平渐渐偏移，觉得佛教更能给人以慰藉，也更能解决他在身体、学习、人际上遇到的实际问题。

他的父母找来哲学老师与他谈话，希望提供一种成本更小的“思路”，来解决他关于人生的疑问。谈话的结果，是父母拗不过他，只能任他信了佛，而柳智宇暂时打消了——抑或是隐藏了——出家的念头。 除此之外，柳智宇的生活还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每天记“善行日记”。

他的“过失”，则是对自己灵魂深处莫名其妙地声讨，比如“谈话时要多顺应对方，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有高傲心，不愿意走进别人的内心”。

“善”与“恶”却在这种每天不断的记载中，变成了孤芳自赏的游戏，于外人，生硬而古怪。

行善成了悖论，意味着以自己的意愿，全心全意地让别人高兴。

体谅、顺从、感恩，柳智宇似乎找到了孝的核心。他有时会到食堂认真地点一碗羊肉面，因为母亲叮嘱体寒的他要多吃羊肉。几个月后，柳智宇却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叛逆——去龙泉寺出家。

《金阁寺》的主人公叫做沟口，是个口吃孱弱的年轻人，他视金阁寺如人间至美的化身，后来离开寺院，去读大学，渴望介入世俗生活，也试图同女人发生关系，却总是因为金阁寺在脑中的闪现而失败。他认为是它横隔了自己与所希冀的生活，最后只能选择一把火烧了金阁寺。之后，他扔了原本用来自杀的安眠药，抽了一支烟，心想：我要活下去。

这篇文章的主角是我高中的师兄，听闻过很多他的事迹，也有过几面之缘。

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是他出家了。我非常震惊，花了很多精力去了解此事，了解得越多，心态就从最初的猎奇，变成了一种深切的同情。

世界并非是不完美的，或是正处在一条缓慢通向完美的路上；不，它在每一个瞬间都是完美的，一切罪孽本身就已经蕴含着宽恕，所有小孩本身已经蕴含着老人，所有婴儿都蕴含着死亡，所有濒死者都蕴含着永恒的生命……学会爱这个世界，不再拿它与某个我所希望的、臆想的世界相比，与一种我凭空臆造的完美相比，而是听其自然，爱它，乐意从属于它。”

被绑架的盗火者

南方科技大学只收高二的学生。学校官方的解释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同时可避免高三一年纯粹的考试训练对高素质、原生态学生创新能力和学习兴趣的扼杀。”但是，再笨的人也能看出真正用意：对直面高考的高三毕业生来说，考北大清华港大，当然是更顺理成章的目标。南科大从高二招生，当然是为了能拦腰斩断、收割优质生源。

朱清时校长的演讲一向犀利而昂扬，“教育改革”、“学术自由”、“去行政化”这样的词是屡试不爽的鸡血，而他描述的南科大蓝图更像近在咫尺的乌托邦。

不知道朱校长有没有说明，南科大还没有获得教育部颁布的正式批准筹建的批文，也没有招生许可，大学毕业后的文凭也可能得不到国家承认。

因为儿子的坚决，家长也开始衡量报考这所大学的风险。有的朋友坚决反对，说：“政府的事儿你也信？”

风险当然是有的。家长最担心的是政府决策很容易变，“有时候领导换届了，往往一些事情就不好说了。”

南科大的重要推动者是深圳市，也是它的投资人。南科大的前途当然是随着业主更迭而瞬息万变的（后来事实证明，家长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支持南科大的深圳市长许宗衡在2011年5月因为贪腐而判处死缓）。

大学不会是学历的终点，他一定会继续深造，但总应该获得一个国家承认的学历吧。 衡量之下，报考南科大，最好的结果是，程齐家接受了招生简章上承诺的高质量教育，有了很好的发展。 最坏的结果是学校解散了，他再回家来参加明年的高考——程齐家说，即使这样他也认了，大不了回来考清华。而他即使明年回来高考，也还比应届生小一岁。

南科大首届学生中最小的只有十岁，叫苏刘溢，他七岁上初中，八岁升高中，十岁考大学，高考考了五百六十六分，在去年9月就已经入学，是南方科技大学招收的首位学生，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一直孤独地等候着未来的同学们。

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学习氛围很浓，思想很自由。同学们崇尚智慧，努力汲取知识拓展思想，在这里我们开始关心社会，学会了对自己负责，并试着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南科大、为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我们还知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要每个人的努力，社会进步需要每个人的积极改变。

朱校长是家长和学生的精神支撑，他曾反复描述过一座近在咫尺的海市蜃楼，那是与深圳一河之隔的港科大，建校仅仅二十年，最新排名已经超过港大成为亚洲第一。 而朱校长对中国教育的忧虑，也让这群还未成年的孩子有了宏大得可怕的责任感。

“水深火热生死攸关”的讲演无法获得预想中的热烈激昂，取而代之的，多是让他们认清现实的凉薄尴尬。

绝大多数人选择南科大是为了能够通过南科大与国外高校的合作而出国留学，当时朱校长也是这么对家长说的。我认为这很正常，毕竟人总是要考虑自己的前程，可我实在看不惯有些人张口闭口就说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未来。您说您是为了改革而献身，从不担心自己的职业和未来，那好，您自己高尚去，别拉上别人，为自己将来担心的人多着呢，不要总是代表别人。

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全面的人，广泛接纳各种价值体系，并永远守护心中的理想和价值，以数理逻辑观察世界，又以艺术的思维生活，活得自如。”

程齐家的妈妈告诉我：“如果要写关于南科大的一些事情，一定要显示出我们多么拥护党和政府，我们善良，我们弱势。”情况比她当时想象的要复杂和艰难很多，若是一开始知道如此，她也许不会同意孩子去南科大的。

长安青年

希望他们在物质富裕的情况下，精神也不贫瘠。

这件事以政府垫付七百万拖欠的工资结束，但这结局远远称不上“皆大欢喜”。对打工者来说，每个月将近三千块的工资，虽然谈不上什么梦想成真，也几乎没有任何或创业成功或点石成金的机会，但与家乡种田收入结合，二一添作五地齐心戮力过日子，倒也值得背井离乡。

乡村人迁往城市，为了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不只指金钱；更重要的，是改变身份的欲望。农村人到城市里来谋生，和挺着大肚子瞒过签证官、一定要把孩子生在美国的中国人一样，是为了孩子有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生，享受比自己更多的权利，更好的机会，更大的公平，更可靠的安全感。

木心：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他是受延安文艺影响的一代，接受文艺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

陈丹青写道，木心刚刚教他们的时候，惊讶道：“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是啊，原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大时代是为少数人准备的——电影里的革命中永远一呼百应，可在现实中，也不过是百人而已。除去那些弄潮儿，大部分人只是时代的承受者，敌人来了，便谨慎苟且度日，敌人走了，继续谨慎苟且度日。

木心也意识到“我们这种人是用不着了”，却仍坚持写着。直到“文革”，他的所有文章全部被缴毁。可以想象，木心这样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的人，生活在太平年景尚难如鱼得水，生活在火热的“文革”时代，会有多么痛苦。他写道：““文革”期间，陈伯达在会上嘲笑海涅。我实在气愤：他也配对海涅乱叫。结果我被批斗。”

他“文革”被囚禁十八个月，在白纸黑色的钢琴键盘上无声弹奏莫扎特和肖邦，在理应写交代材料的白纸上写诗。对于“文革”，木心在文章里从未控诉或回忆，只留下一句淡淡的俳句“我白天是奴隶，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现代人的失败，就在于不肯牺牲：“来美国十一年半，我眼睁睁看了许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和生活的实利心。既虚荣入骨，又实利成癖，算盘打得太精：高雅、低俗两不误，艺术、人生双丰收。生活没有这么便宜的。”

家里的鬼影幢幢

人只有真正地长大了——或者说，当后天培养的“人性”代替了天生的动物性的时候，才会感激当初在子宫里，有个资源共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