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

前言

我希望本书能唤醒日本人的良知，承担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应负的责任。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向南京进发

中国军队不愿还击，这让东史郎深感惊讶。在日本的军队文化中，飞行员佩带匕首而非降落伞，他们宁可自杀也不愿被俘。对来自这种文化背景的人来说，中国人不与敌人死战到底的行为实在令人费解。当发现战俘人数远远超过征服者的人数时，他对中国人就更加鄙视了。

东史郎心中五味杂陈，他为中国士兵感到难过，这些人又饥又渴，饱受惊吓，不断地要水喝，并再三要求日本人保证不会杀掉他们。与此同时，他又对这些人的懦弱感到厌恶。当想到自己在先前的战斗中曾偷偷害怕过中国人时，东史郎突然感到很羞愧。他有一种自然的冲动，不由自主地贬抑这些囚犯作为人的属性，将他们比作昆虫和动物。

这种人生哲学使我们鄙视敌人，并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屠杀和虐待俘虏。

从脖子中喷射出两道血泉。

从12岁的少女到80岁的老妇都是日本士兵轮奸的对象，当她们无法满足士兵的性要求时，就会被残忍地杀害。我曾经砍过人头，将人饿死、烧死甚至活埋，死在我手里的中国人至少200人。真是太恐怖了，我竟然变成畜生，做出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我实在找不出理由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当时真是个魔鬼。

第三章 南京沦陷

还有人把自己捆绑在火车底下，身体离铁轨只有几英寸的距离。在整个旅途中，邢峰鑫不断地听说有人被甩下火车或卷入车轮。当日军轰炸火车时，他也差点儿劫数难逃，当时他们全家被迫跳下火车，藏在坟地里，才幸免于难。

许多居民没有像我外祖父母那样逃离南京，而是留在这里挨过了整个11月。有些人采取观望的态度，有些人则是因为年纪太大或者一贫如洗，除了留下别无选择。

首先，蒋介石命令大部分政府官员转移到南京以西的长沙、汉口和重庆三座城市，这使得谣言在为数不多的留守官员中迅速传播：他们已遭抛弃，政府将任由日本人对他们进行宰割。

还有更坏的消息等着唐生智，而且这次的坏消息不是敌人的胜利，而是蒋介石本人的命令。12月11日中午，顾祝同将军给唐生智的办公室打电话，告知蒋介石直接下令，要求唐生智的部队大规模撤退。唐生智本人须立即赶往浦口，这是一个从南京渡江的渡口和火车站点，另一位将军在那里等他，并会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

既无法守住防线，又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唐生智最终屈服了。这个决定导致了中国军事史上一个极为惨重的灾难。

不出所料，撤退命令使中国军队陷入一片混乱。[插图]有些军官在城里东奔西跑，把撤退的命令通知给他们遇到的每个人。接到命令的士兵开始撤离。有些军官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对他们自己的部队隐瞒了撤退的命令。他们自己躲起来保命，手下的士兵却继续与日军作战；当这些士兵看到其他部队撤退时，还以为他们在大规模临阵脱逃，为制止逃跑，他们举起机关枪向数百名战友开火。

即使在这大规模的撤退惨剧中，也不乏滑稽的时刻。为避免被日军俘获，士兵们竭力混入普通百姓中，他们闯入商店抢夺平民服装，并在大庭广众之下脱掉军装。大街上很快就挤满了半裸的士兵，还有半裸的警察，这些警察也扔掉制服，以免被误认为军人。

要想避开日军安全地撤离南京只有一条路，即经由城北的码头渡过长江，那里有一支船队正在等待最先到达的士兵。要到达码头，士兵们必须首先赶到主干道中山路，然后穿过西北城门挹江门，才能到达位于南京北郊的下关码头。

第四章 恐怖的六星期

这些人失去了政府保护，没有任何个人资源，更看不到未来的出路，只能寄希望于日本人善待他们。许多人告诉自己，一旦战事结束，日本人一定会对他们以礼相待。有些人甚至相信日本人会是更好的统治者，毕竟在他们最需要帮助时，中国政府抛弃了他们。由于厌倦了战火、厌倦了遭受轰炸和围困，当日军带着坦克、大炮和卡车轰隆隆地开进南京城时，确实有零星的几群中国人跑出去欢迎侵略者。当日军从南门和西门列队进城时，有些人在自家窗口上挂起了日本国旗，甚至还有人高声欢呼。[插图]

日军通常把他们抓到的男人都当作囚犯，一连几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但许诺会给他们食物和工作。经过几天这样的折磨之后，日军就用铁丝或绳子将他们的手腕牢牢捆住，然后把他们驱赶到偏僻处。这些人都已太过疲乏或严重脱水，因此急切地走出去，还以为马上就能得到食物和水。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机关枪，或者手持血淋淋的军刀或刺刀等在一边的日本士兵，或者掩埋尸体的巨大坟坑，坑里堆满了先于他们被杀害的同胞的尸体，阵阵尸臭飘散出来，此时再想逃跑为时已晚。

靠着强烈的求生意志，有人徒手挖开埋葬自己的坟坑逃出来，有人紧紧抓住芦苇在刺骨的江水中隐蔽好几个小时，有人甚至一连数日被压在朋友的尸体下，最后才设法脱身，拖着弹痕累累的身体去医院就医。还有些妇女躲在洞穴或壕沟内长达数星期，或者冲进大火熊熊燃烧的房屋去救自己的孩子。

我采访了一些幸存者之后了解到，日军杀害许多中国人显然并无其他原因，只是为了取乐。这就是80多岁的南京市民唐顺山的看法。1937年，他奇迹般地从日军的一次杀人比赛中侥幸逃生。

杀人比赛

有一位孕妇开始为自己的生命抗争，她拼命抓打着那个试图将她拖去强奸的士兵，拼命反抗。没有人过去帮她，最后，那个士兵将她杀死并用刺刀剖开她的肚子，不仅扯出了她的肠子，甚至将蠕动的胎儿也挑了出来。

那一刻，唐顺山觉得他们所有人都应该反抗，努力反击并尽力杀死那些日本士兵，即使为此牺牲也在所不惜。但是，尽管中国俘虏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折磨他们的日本刽子手，并有可能最终战胜他们，却没有一个人采取行动。每个人都如此顺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唐顺山回忆道，说来伤心，站在坟坑周围的所有人中，只有那位孕妇表现出了一点儿勇气。

日军不仅对受害者进行开膛剖腹、砍头或肢解，还对他们实施其他各种更残酷的凌虐。在全城各地，到处都有以下种种折磨：将囚犯钉在木板上，让坦克从上面碾过，还将他们钉在树干或电线杆上，活生生从他们身上割下一条条肉，或者把他们当作练习刺刀的活靶子。据报道，至少有100人在被烧死之前已经被挖掉了眼睛、割掉了鼻子或砍掉了耳朵。另有200多名中国士兵和平民被剥光衣服，绑在学校的圆柱或门上，然后日本士兵用锥子在他们的嘴巴、喉咙和眼睛等身体各处刺了数百个小洞。[插图]

另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是，将受害者活埋至腰部，然后观赏他们被德国黑贝撕碎的场面。曾有目击者看到日本士兵扒光一位受害者的衣服，然后指挥德国黑贝去咬他的敏感部位。那些狗不仅撕开了受害者的肚子，甚至还将他的肠子在地上拖出很远。[插图]

农妇、学生、教师、白领和蓝领工人、基督教青年会职员的妻子、大学教授甚至尼姑，其中有些妇女被日军轮奸至死。[插图]日军还经常有计划地在南京打家劫舍，把男人拖出去杀死，同时借机搜寻中国妇女。事实上，一些日本士兵挨家挨户地搜查，索要钱财和“花姑娘”。[插图]

中国妇女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强奸。据估计，1/3的强暴案件发生在白天。[插图]据幸存者回忆，日本士兵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面前，当街掰开受害者双腿强奸她们。[插图]对日本人来说，没有任何地方是不能实施强奸的神圣之地。他们在尼姑庵、在教堂、在神学院、在圣经培训学校强奸妇女。[插图]曾经有17个日本士兵在神学院的操场上轮奸了1名中国妇女。《大公报》证实了南京的大规模强暴事件：“每天24小时，每时每刻都有无辜的妇女被日本士兵拖到某个地方去强奸。”

日本士兵连老年妇女也不放过。已婚妇女、祖母以及曾祖母都不断遭到性侵犯，一个日本士兵在强奸了一名60多岁的妇女后命令她“用嘴将他的阴茎舔干净”。[插图]当一位62岁的老妇人反抗说她年龄太大无法性交时，日本士兵就“用木棍将她暴打一顿”。[插图]许多80多岁的妇女甚至被强奸至死，曾有这样年纪的中国妇女因拒绝日本士兵的性要求而遭枪杀。[插图]

如果说日本士兵对待老年妇女的方式令人发指，那么他们对女童的摧残更是令人难以想象。小女孩在遭到如此野蛮的强奸后几周都不能走路，许多小女孩事后需要进行手术，有些则不治身亡。[插图]曾有中国目击者看到日本士兵在大街上强奸10岁以下的小女孩，然后用刺刀将她们劈成两半。[插图]在有些案例中，日本士兵甚至切开小女孩的阴道，以便强奸起来更容易。[插图]

甚至即将生产的孕妇也不能免遭摧残，日军强奸了许多即将临盆、正在分娩或产后没几天的妇女。[插图]一位怀胎九月的妇女在遭到强奸后不仅产下死胎，而且精神完全崩溃。[插图]还有孕妇被日军活活踢死。[插图]这些妇女腹中的胎儿所遭受的残酷对待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在对孕妇进行轮奸后，日本士兵还时常剖开她们的肚子，扯出胎儿以供娱乐。[插图]

这个女孩还算是幸运的，许多女孩赤身裸体地被绑在椅子上、床上或柱子上，一直这样固定着作为日军发泄兽欲的工具。她们没有在如此残暴的虐待中存活下来。[插图]曾有中国目击证人描述，一位11岁的小女孩连续两天遭到不间断的强奸而死的惨状：“那个女孩两腿之间满是血迹、肿胀和撕裂的伤痕，这景象真是令人作呕，不敢直视。”[插图]

不计其数的男人为保护自己的爱人免遭强暴而惨遭杀害。当日本士兵将一名妇女从草棚中拖出来时，她的丈夫上前阻止，日本士兵“用铁丝刺穿他的鼻子，并将铁丝的另一头拴在树上，就像栓牛一样”，然后用刺刀在他身上反复乱刺，不顾他母亲在一边苦苦哀求，痛苦地匍匐在地上，歇斯底里地哭喊。日本士兵喝令他母亲回到屋里去，否则就杀死她。这名男子因伤势过重，当场死亡。[插图]

在南京，日军的人性泯灭和性变态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像许多日本士兵为排遣反复屠杀的单调乏味而发明各种杀人比赛一样，有些日本士兵因纵欲过度而感到厌倦，于是发明了消遣性的强奸和凌虐游戏。

受害者并非仅限于女性，中国男性也常常遭到鸡奸，或在日军的淫笑中被迫表演种种令人作呕的性行为。[插图]有中国男性因拒绝奸污雪地里的一具女尸而遭到杀害。[插图]日军还试图强迫终身禁欲者发生性行为，并以此为乐。一位女扮男装的中国妇女在试图通过南京城门时，遭到日本卫兵有计划的摸裆检查，她当场被识破真实性别并惨遭轮奸。当时恰好有一位和尚不幸从附近路过，日本士兵便强迫他与这位刚刚被轮奸的妇女发生性关系。和尚断然拒绝，于是惨遭阉割，最后失血而死。[插图]

日军所实施的性虐待中，最丧尽天良的案例莫过于对整个家庭的羞辱。为获取性虐狂般的快感，日军强迫中国男人犯下各种乱伦罪行：父亲强暴亲生女儿，兄弟强暴亲生姐妹，儿子强暴亲生母亲。南京陷落后，一位被困南京长达三个月之久的中国陆军营长郭歧曾经耳闻目睹四五起日军强迫儿子奸淫母亲的案例，拒不从命者被当场杀死。[插图]他的报告后来被一位德国外交官的证言所证实，该外交官报告说，曾有一位拒绝强奸自己母亲的中国男子被日本士兵砍死，随后他的母亲也自杀身亡。[插图]

但并非所有妇女都那么轻易就范，许多人为躲避日军，在柴堆、草垛、猪圈、小船上或废弃的房子里躲藏数月之久。[插图]在乡下，妇女们常常躲在地下洞穴里——日本士兵通常在地面上使劲跺脚以发现这些洞穴。[插图]曾有一位尼姑和一个小女孩为躲避日军的强奸和杀戮，一动不动地躲在一个堆满尸体的壕沟里，佯装死亡长达5天。

还有一位妇女听从中国俘虏的建议，以手指插入喉咙深处，将自己催吐了好几次。（掳走她的日本士兵急忙将她赶了出去。）[插图]有些妇女则完全依靠机敏，在日本士兵穷追不舍时，利用熙熙攘攘的人群，跑进跑出，翻墙越壁，得以逃脱。曾有一位女孩在三楼设法将试图袭击她的日本士兵绊倒后，顺着一位中国男子在花园中为她撑起的竹竿滑下来，得以侥幸逃脱。[插图]

中国的辛德勒

拉贝停顿片刻后回答冈说：“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我的儿孙都在这里出生，我在这里生活幸福、事业成功。中国人一直对我很好，即使在战争期间也一样。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了30年，而日本人民同样对我很好的话，我向你保证，在危急时刻，正如中国目前面临的境遇时，我也不会离开日本人民。”日军少佐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他十分敬仰这种忠贞赤诚的理念。“他向后退一步，嘴里喃喃着一些武士义务之类的词句，并向我深鞠一躬。”拉贝在日记中写道。

但是，当日军违背诺言将这些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拉去处决时，这种宽慰变成了恐惧。如果拉贝曾经奢望日军无法从数十万平民中辨别出士兵的话，他就大错特错了。通过检查每个人的双手，日军几乎将所有中国士兵都找了出来，因为他们知道当过兵的人每天用枪，会在手指的特定部位留下老茧。他们还检查每人的肩膀上是否有背包的压痕，前额和头发是否有戴过军帽的痕迹，甚至还检查脚掌上是否有连续数月行军磨出的水泡。

但即使拉贝为此深感沮丧，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他深知需要在日本人面前隐藏自己的软弱，并用“盛气凌人的气势和力量”打击对方嚣张的气焰。

“他是纳粹圈里的一位杰出人物，通过过去几周与他的密切接触，我们发现他宅心仁厚，出类拔萃，实在很难将他的崇高人格与他对‘元首’希特勒的推崇联系在一起。”

威尔逊在南京看到的极恶劣的情景之一是，日本士兵在街上对十几岁的少女实施的大规模轮奸，这一幕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日本士兵让一群15～18岁的少女排成一排，整个团的日本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在泥地上强暴她们。一些少女因大量出血而死，另一些则事后不久便自杀身亡。

最漂亮的那个妇女每晚要遭受40个日本士兵的蹂躏。

一位29岁的妇女住在南京城南的一个小村庄里，当中国士兵将她的房子烧毁后，她被迫带着5个孩子徒步向南京逃亡。黄昏时，一架日军飞机俯冲下来，用机关枪朝他们扫射，一颗子弹击中了这位妇女的右眼并从颈部钻出来。她当场昏死过去，第二天早晨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血泊中，孩子们正在她身边哭泣。她身体太虚弱，抱不动最小的孩子，只好将这个只有3个月大的婴儿留在一座空房子里。然后，她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竟然带上另外4个孩子，挣扎着向南京走去，最终成功到达了医院。[插图]

当时南京城里几乎没有人像威尔逊那样忘我地在医院拼命工作。当大规模屠杀和强暴案件逐渐减少时，其他几位医生每个周末都会去上海度假，以缓解压力。但威尔逊仍然不知疲倦、夜以继日地为病人做手术，一刻也不停歇。[插图]近60年后，幸存者仍然记得他无私的奉献精神，提及威尔逊，他们都会满怀崇敬之情。有人详细描述了威尔逊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以及成功为他实施手术的过程。威尔逊的手术是免费的，因为极少有患者付得起医疗费用，然而这些手术却使威尔逊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他的家人相信，到最后他完全是靠着卫理公会教徒的虔诚信念和对中国的热爱，才有勇气挺过了南京大屠杀的煎熬。

1914年在萨拉热窝只有两个人被暗杀，却最终引发了造成1100多万人死亡的战争。[插图]

许多妇女脸上都带着惊恐的神情，因为昨晚南京城经历了恐怖的一夜，很多年轻女性被日本士兵从家中抓走了。

魏特琳允许年轻女性和儿童自由进入校园，但她恳请年老的妇女留在家里，以便为更多年轻妇女留出地方。[插图]但几乎没有人听从她的建议，大多数人向她哀求说自己只需在草地上占有一席之地。截至12月15日夜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中的难民人数已经膨胀到3000多人。

那天，日军两度到校园里抓捕校工，并打算将他们拖走。魏特琳大喊：“他们不是士兵！是苦力！”这才将他们救下，否则他们必死无疑。[插图]

一部分日本士兵在大门口纠缠住学校的外国人，另一部分日本士兵则到校园中搜寻可供强暴的妇女。“我永远都不会忘掉这一幕！”她一边回忆当时的愤怒和无助一边写道，“一大群中国人跪在路旁，玛丽、陈夫人和我则站在一边，枯叶纷飞，寒风哀鸣，被抓走的妇女哭喊着远去。”[插图]

在与日军交涉过程中，魏特琳偶尔也会犯错。正如拉贝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被日军蒙蔽把难民交给他们处决一样，魏特琳也曾被他们欺骗，将无辜的妇女交到日军手里。12月24日，魏特琳被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与一名日本高级军官及年龄较大的中国翻译会面，他们与魏特琳讨论日本军队需要妓女之事。魏特琳后来在日记中记录了此次会面：“他们要求从1万名难民妇女中挑出妓女，并声称一共需要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能够为日本士兵开办一家正规的、有执照的慰安所，那么这些士兵就不会侵犯无辜的良家妇女了。”[插图]不可思议的是，魏特琳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也许她在这件事上别无选择，也许她真的相信了日本人的鬼话，认为一旦日本慰安所里有了妓女，日本士兵就不会再来骚扰难民营里的小女孩和良家妇女了。无论魏特琳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可以确信她当时是在压力之下做出这种决定的。日军在校园的难民营中搜寻妓女时，魏特琳在一旁等候着。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名妇女。至于他们是如何分辨出这些妇女为妓女的，魏特琳在日记中没有说，但她却提到日军对这一结果很不满意，因为他们确信一定还有更多妓女藏在安全区的某个地方。魏特琳写道：“当一群接一群的女孩前来问我，日本人是否还会从她们这些正派女孩中挑选另外79人时，我只能告诉她们，如果我有能力阻止，是不会允许他们那样做的。”[插图]

日军对前来登记的男子人数非常不满，于是决定利用恐吓的办法迫使民众就范。12月30日，他们宣布，所有第二天下午2点之前仍不来登记的人将被枪毙。“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唬人。”一位传教士就这一事件写道，“但普通市民却被吓坏了。”[插图]第二天一早，大批男子乖乖出现在登记区，许多人甚至凌晨3点就起床，以确保能排上队。日军严厉的威胁引起民众极大的恐慌，截至1938年1月14日，日本当局至少成功登记了16万人。[插图]

在魏特琳看来，日军在很多情况下登记中国妇女不过是想全面搜寻最有吸引力的强暴对象罢了。就在登记妇女的第一天，他们就仔细审查了安全区的一些妇女，并试图将她们带走。他们挑选出20个女孩，说她们肯定是妓女，因为她们烫着卷发或者穿得太好了。但这些女孩后来都被释放了，魏特琳后来写道：“因为有位母亲或其他什么人能够为她们提供担保。”[插图]

在寒冬腊月，这些妇女一连几星期都肩并肩地睡在水泥地面上！每一级水泥台阶就是一位妇女的容身之处——这些台阶长度不过4英尺！有些人为能够在化学实验室的桌子上拥有一块栖息之地而心满意足，水管和其他设备的妨碍对她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还有一次，她看到一个小男孩为保证自身安全，戴着象征日本的太阳袖章时，魏特琳责备他说：“你没必要佩戴这个太阳标志。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还没有灭亡。你要记住自己佩戴这玩意儿的日子，永远都不要忘记。”[插图]魏特琳一再激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永远都不要失去对未来的信念，她对他们说：“中国还没有灭亡，而且永远都不会灭亡。日本注定要失败。”[插图]

许多难民只能吃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内挖到的紫苑和秋麒麟草之类的野菜，或者靠从城内其他地方采来的蘑菇为生[插图]，甚至安全区负责人也因食品不足而挨饿。他们不仅通过施粥场向难民提供免费食物，还直接将食物送到难民营，因为安全区的许多中国人惊恐万分，根本不敢迈出住所半步。[插图]

美国记者

德丁看到一名下颌已被炸掉的中国士兵躺在人行道上，身上鲜血直流。这名士兵朝他伸出一只手，他上前握住。“我不知道该把他送到哪里去，或者该做点儿什么。”德丁几年后回忆说，“茫然中，我决定为他做点儿什么。于是，我在他手中放了一张5美元的钞票。当然，这对他来说毫无用处，但不论如何，我总觉得应该为他做点儿什么。他已经奄奄一息了。”[插图]

他看到了更多的尸体，并遇到一长队双手被捆的中国男子从他身边走过。其中一人挣脱出来，跪在地上乞求麦克丹尼尔救他一命。“我无能为力。”麦克丹尼尔写道，“我对南京最后的记忆就是死去的中国人、死去的中国人、死去的中国人。”[插图]

日本虚假宣传最无耻的案例是1938年1月8日刊登在由日本人控制的上海《新生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标题为“南京气氛和谐，形势进展喜人”，声称“皇军进城后，将刀剑入鞘，伸出仁爱之手检查和治愈病人，为饥饿者送上食物，为生病者提供医疗服务”。

他国外交使团并未被日本媒体的伎俩愚弄，他们对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纵火、强奸和屠杀等暴行并非一无所知。1938年2月中旬，日本在上海举办了一场军队音乐会，参加的还有艺妓和摄影记者。但一位德国外交官注意到，就在这一欢庆活动进行的同时，一位11岁女孩的母亲为保护自己的女儿免遭日本士兵强奸，而被烧死在屋内，住房也遭焚毁。[插图]

每当有外国人出现，他们就跪下来磕头，乞求帮助。

约翰·马吉当时有一台业余摄影机，他拍下了金陵大学几位卧床不起的受害者。他们的惨状令人过目难忘：几位被烧得面目焦黑、身体遭到严重损毁的男子，日军原本打算将他们活活烧死；一位搪瓷店职员的头部被日军用军刀严重砍伤，入院6天后，他脑部的脉搏跳动依然清晰可见；还有一位遭日军轮奸的受害者，她的脑袋几乎被日本士兵砍掉。[插图]

第七章 日本占领下的南京

许多遭受压迫的南京市民深受毒品之害，他们借毒品逃避现实生活的苦难，哪怕只是暂时的逃避。有些人甚至试图通过吞食大量鸦片的方式自杀。[插图]还有人为满足毒瘾而走上犯罪道路，一时之间南京城内盗匪肆虐。[插图]日本人在南京为盗窃行为提供了温床，反过来又利用城内犯罪猖獗证明其占领的合法性，借以鼓吹帝国法律和秩序的必要性。

日本人甚至用南京人做医学实验。[插图]1939年4月，他们在南京开设了一个将人类当作豚鼠进行实验的机构，他们称被实验的人为“圆木”。在离长江只有几步之遥的中山路上，日本人将一所六层楼的中国医院改建为传染病研究实验室，并将其命名为“荣字第1644部队”。

在实验室内，日本科学家给中国囚犯注射或喂食各种有毒物质、细菌和致命气体，这些物质包括各种剂量的丙酮、砷酸盐、氰化物、亚硝酸盐以及蛇毒，如眼镜蛇、响尾蛇和竹叶青蛇的毒液。日本科学家每周以这种方式杀掉10名甚至更多的中国人，并在“荣字第1644部队”的焚化炉中将他们的尸体处理掉。

日本人经常测试这套保甲制度，有时他们会故意将没有通行证的人放到城内，看他们能否找到藏身之所。如果这些人没有在两小时之内被抓获或上报，他们所逗留地区的甲长、保长等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德蔚在他1939年的日记中写道：“这应该就是日本人迫使南京人忠于新政权的办法。”

日本人一直留在中国的前首都南京，直到投降那天才迅速撤离。[插图]

南京战争罪行审判

其中最著名的物证之一是一套包含16张照片的小相册，这些展示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是由日本人自己拍摄的。[插图]南京大屠杀期间，当日本人将底片送到一家照相馆冲洗时，店员偷偷多冲洗了一套照片放进相册，藏在浴室的墙内，后来又藏在一尊佛像下面。这本相册几经辗转，甚至当日本人发出威胁并搜查关于其罪行的照片证据时，人们依然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照片藏起来。曾有一名男子为了这16张照片逃离南京，数年间如逃犯一般从一座城市流浪到另一座城市。

在俘虏身上进行医学实验；强迫俘虏行军，导致病重和饥饿的俘虏精疲力竭而死（如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强迫劳工和战俘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修建泰缅死亡铁路；日军残酷的“水刑”，即通过口鼻将水或煤油注入受害者体内，直至其内脏爆裂而亡；勾住战俘的手腕、手臂或是腿部，将他们悬挂起来，直至其关节完全脱臼；强迫受害者跪在锋利的器具上；残忍地将受害者的手指甲拔掉；对受害者实施电击折磨；强迫妇女裸体坐在炭炉上；实施各种超乎想象的殴打和鞭笞（日本士兵喜欢的一种折磨方法是，将俘虏捆在树上，围在四周将他们踢死。日军委婉地称这种折磨方法为“三重攻击”或“三方汇合”）；日军还对人进行活体解剖，甚至吃人肉。[插图]后来法庭认定，在对待战俘的残忍程度方面，日军甚至超过了纳粹。囚禁在纳粹集中营的美国战俘死亡率为1∶25，相比之下，遭日军囚禁的美国战俘死亡率则高达1∶3。[插图]

裕仁在日本投降之后又活了很长时间，但对他在战争期间的行为从来没有进行彻底的道德清算。作为日本投降的交换条件，美国政府给予日本天皇免受审讯的特权，因此他不仅没有作为被告出庭，甚至也没有作为证人受到传唤。由于投降条款免除了所有皇室成员的责任，裕仁的叔父朝香宫鸠彦（其部下伪造了“杀掉所有俘虏”的命令）也逃脱了审判，根本无须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出现。

第九章 幸存者的命运

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也为其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写于1940年4月14日的最后一篇日记透露了她当时的心理状态：“我的精力即将枯竭，再也无法推进并制订工作计划，眼前需要处理的每件事似乎都有障碍。我多希望能马上休假，可是谁来为实验课程操心呢？”[插图]

1941年5月14日，即她离开南京一年之后，魏特琳在家中用胶带封住门窗的缝隙，打开煤气自杀

拉贝遭受的最后羞辱来自他的一位德国熟人，他告发拉贝曾加入纳粹，从而将拉贝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去纳粹化”诉讼程序；拉贝必须自己支付辩护费用，在此过程中他失去了工作许可证，并耗尽了所有的积蓄和精力。拉贝全家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饥寒交迫，为购买大豆、面包和肥皂，拉贝不得不将他心爱的中国艺术品一件件卖给美军。营养不良导致拉贝患了皮肤病，而心理和精神上的折磨则几乎毁了他的健康。在南京他曾是一个传奇人物，而在德国他却挣扎在死亡线上。

拉贝收到这些包裹之前，他们全家只能采集野草做成汤给孩子们吃，大人则仅靠一点儿干面包维生。但当拉贝给南京回信时，柏林市场上甚至连面包也没有了，在此背景下，这些包裹对拉贝一家就越发珍贵。拉贝全家都非常感激南京市民提供的帮助，拉贝本人写道：这使他重建生活的信念。

日记中所载内容的暴力程度超出了她最大胆的想象，关于日本士兵公然在大街上轮奸妇女以及中国受害者在南京被活活烧死的描述令她头晕目眩。

数月之后，赖因哈特依旧对其外祖父在日记中描述的内容感到恐惧，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向一位《人民日报》的记者吐露了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真实看法，这一看法无疑会引起争议：日军对南京受害者的折磨在残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纳粹，日军比希特勒本人还要坏得多。

第十章 被遗忘的大屠杀：再次凌辱

很显然，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未能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是，战后德日两国处理其战时罪行的不同态度。德国的反省或许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它不仅承认纳粹分子个人有罪，而且承认德国战时政府也对战争期间的罪行负有责任，并使这种反省成为其战后政治认同的一部分。然而，日本政府却从未迫使自己或日本社会做同样的事情。因此，尽管许多人为迫使日本政府直面真相而进行了勇敢的斗争，许多日本人仍然将战争罪行视为个别士兵的孤立行为，甚至还有人认为这些野蛮罪行从未发生过。

教科书的争议

日本的整个教育系统都患有选择性遗忘症，直到1994年，日本才在学校教育中告诉学生，昭和天皇的军队应该对“二战”期间至少2000万盟军士兵和亚洲平民的死亡负责。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报纸文章引用一位日本中学教师的话说，他的学生在得知日本曾与美国交战时很惊讶，他们首先想知道的是谁打赢了。[插图]

审查者还要求家永删除对日军强奸行为的描述，声称“侵犯妇女事件在人类各个历史阶段的每场战争中都发生过，并非日本军队独有的行为，无须在此专门讨论”。

结语

虽然日语中并没有对中国人进行“最后解决”的说法，但日本帝国政府批准了在中国某些地区彻底消灭所有人的政策。最残忍的政策之一是在中国华北地区实行的“三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

我们现在知道，日军飞行员将带有瘟疫病菌的跳蚤撒播到上海、宁波和承德等大城市，并将装有致病细菌（霍乱、痢疾、伤寒、鼠疫、炭疽、副伤寒）的烧瓶投入河流、井水、水库和民房。[插图]

大多数人都无法准确地理解，日军在施暴时究竟出于什么心态。许多历史学家、目击证人、幸存者甚至当年的施虐者本人总结了日军赤裸裸的残暴行为背后的动机。

现代日本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潜藏着极大的施暴隐患，原因有二：一是日本军队对其官兵施加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二是日本社会的等级特性，这种等级制度中的社会地位是由与天皇的亲疏远近决定的。在侵占南京之前，日本军队就已令自己的士兵蒙受了无尽的羞辱。日本士兵被迫给军官洗内裤，或是顺从地站着任由上级打自己耳光，直到被打得鲜血直流。[插图]用奥威尔式的说法，对日本士兵的日常打骂称为军官“爱的行动”，日本海军通过“铁拳”整肃军纪的做法则被称为“爱之鞭打”

有人指出，在等级制度中，那些权力最小的人一旦掌握了更低阶层的生杀大权，往往极具虐待狂倾向，而日本士兵到达海外后，他们在严酷的等级制度中积聚的愤怒突然找到了发泄口。

学者们认为，导致日军暴行的第二个因素是日本军队中许多人对中国充满仇恨的蔑视——这种蔑视是通过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培养而成的。尽管日本人和中国人有类似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话）种族特征（也许正因如此，日本人以扭曲的方式认为这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独特性），但日本军队中许多人将中国人视为低于人类的物种，杀死他们就像捏死一只臭虫或杀掉一头猪一样，无须承受任何道德压力。

第三个因素是宗教。日本军队为暴力赋予某种神圣的意义，将其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文化要素，它所产生的力量同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时期驱策欧洲人的宗教力量一样强大。1933年，一位日本将军在一次演讲中声称：“每一颗子弹都必须注入帝国的光辉，每一把刺刀的刀尖上都必须烙有民族精神。”[插图]

世界依旧以消极的旁观者心态面对日本的二次强暴——拒绝道歉，甚至拒绝承认曾经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更有甚者，日本极端主义分子还试图将这一事件从世界历史中抹去。若想更好地了解这种不公平的严重程度，人们只需比较一下战后日本和德国政府对受害者的赔偿情况即可。

毫无疑问，单靠金钱并不能换回罹难者的生命，也无法抹去幸存者记忆中的创伤，但金钱补偿至少可以表达这样一种态度，即受害者所遭受的一切是由于施虐者的邪恶。

尾声

学校很小，但学习压力很大，学生主要由通过了严格入学考试的教授子女组成，大家学习都很刻苦。该校出了好几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其他许多获得杰出成就的毕业生。

不论自己名气多大，她从不羞于向别人寻求帮助或建议，她总是尽力完善自己。

纯如是个目标导向的人，不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她大多数时候都专注于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我认为纯如长久以来对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恐惧和忧虑、频繁的通宵工作以及紧张的图书巡回签售等因素最终导致了2004年8月她在路易斯维尔的精神崩溃。保拉·卡门曾在书中写过，有一种精神疾病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以下就是纯如的恐惧不断升级的过程。

我认为导致纯如自杀的另一个因素是她的骄傲，这一点其他人从未提到过。纯如在自杀前留给我们的遗书上写道：“如果你们能记住我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最意气风发的样子，而非我从路易斯维尔回来之后眼神憔悴的病人形象，那再好不过了。”

她觉得自己精神崩溃之后再也无力维持这种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