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阿帕奇女人

想起汇而构成人一生的所有决定——人们共同或者独自做出的那些决定，聚合起来，制造了每一桩单独事件。沙粒不可计数，叠压成沉积物，然后成为岩石。

诚实的污垢

她对我说：“最重要的是，你们这些孩子都能认字了。其他的都是废话，洗脑而已。”爸爸越来越早地赶着男孩们去干活，到我八岁、泰勒十六岁时，我们就都彻底不学习了。

小妓女

音乐结束。离开舞台时，女孩们都对我怒目而视——我毁了整个节目——但我几乎没去看她们。房间里只有一个人对我而言是真实的，那就是爸爸。我朝观众席望去，一眼就看到了他。他站在后面，舞台灯光反射在他的方框眼镜上。他表情僵硬而冷漠，但我能看出其中的愤怒。开车回家路程只有一英里，可是感觉有一百英里。我坐在后座上，听父亲大喊大叫。母亲怎么能允许我如此公开地犯罪呢？这就是她一直向他隐瞒演奏会的原因吗？母亲听了一会儿，咬着嘴唇，双手往空中一摊，说她不知道演出服会如此不端庄。“我真生卡洛琳·莫伊尔的气！”她说。

沉默的教堂

泰勒起身要走。“外面有一个世界，塔拉，”他说，“一旦爸爸不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

我的双脚已离开土地

一天晚上，就在我正要下班回家时，泰勒打来电话。他问我是否在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我不能参加考试，”我说，“数学我一窍不通。”“你有钱，”泰勒说，“去买书自学。”

我什么也没说。大学与我无关。我知道自己未来的人生将会如何：十八九岁时，我会结婚。爸爸将分给我农场的一个角落，我丈夫会在那里盖间房子。母亲会教我草药和助产的知识。现在她偏头痛发作不那么频繁了，又去给人接生了。我生孩子时，母亲会来接生。我猜有一天，我也将成为一名助产士。我不知道未来哪里有大学的影子。

第二天，我驱车四十英里来到最近的书店，买了一本崭新的大学入学考试学习指南。我坐在床上，翻开数学练习测验。我浏览了第一页。并不是我不会解方程，而是我压根儿不认识那些符号。第二页，第三页，全都一样。

每天晚上，小工队正要收工离开马拉德时，爸爸会给家里打电话，以便母亲在卡车开到山上时备好晚饭。我留心听着那个电话，电话一打过来，我就开母亲的车离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到虫溪剧场，坐在包厢看排练，把脚放在窗台上，在面前摊开一本数学书。自从学完除法，我就没再学过数学，对概念也不熟悉。我能理解分数的理论，但做起来很费劲，而且一看到页面上的小数，我就心跳加速。连续一个月，每天晚上我都坐在剧场的红丝绒椅子上，在舞台上的演员背诵台词时，练习最基本的运算——如何做分数乘法，如何运用倒数，如何将小数加减乘除。

他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接着目光变得柔和起来。他将那张纸转了一圈，盯着看了一会儿，便开始潦草地画起数字、圆圈和巨大的弧线。他的解题方法与课本上的完全不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方法。他咕哝着，脸上的小胡子也跟着抖动。最后他不写了，抬起头说出了正确的答案。我问他是怎么解的。“我不知道怎么解，”他边说边把那张纸递给我，“我只知道，这就是答案。”我走回厨房，将干净平衡的等式与凌乱的草稿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计算过程做了一番比较。我被这张奇特的纸所震撼：爸爸可以掌握这门科学，可以破译其语言和逻辑，可以从中弯转、扭曲、挤压出真相，但他的解答过程却呈现出一片混乱。

我学习了一个月的三角学。我有时会梦见正弦、余弦和正切，梦见神秘的角度和让我绞尽脑汁的计算，尽管如此，我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我无法自学三角学，但我认识一个自学成功的人。泰勒让我到黛比姨妈家和他碰头，因为那里距杨百翰大学不远。车程三个小时。敲响姨妈家的门时我感到不安。她是母亲的妹妹，泰勒在杨百翰大学上学的第一年住在她家，关于她我就知道这么多。

泰勒开了门。我们到起居室坐下，黛比正在准备砂锅菜。泰勒轻而易举解出了方程，每一个解答步骤都整齐有序。他当时在学习机械工程，即将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不久将去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三角方程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对此不耐烦，只是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这些原理。那扇门开了一道缝，我透过门缝往外看。

我仔细研究泰勒的笔记，一遍又一遍阅读他详细的注解。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奇迹般地，概念形成了。我重新去做模拟测试题。高等代数仍无法破解——它来自一个超出我认知能力的世界——但三角学容易理解了，是用我可以理解的语言写下的信息，来自一个白纸黑字充满逻辑和秩序的世界。

不再是孩子

我每天早晨六点起来学习——因为早上在我还没因为拆解废料累垮的时候，注意力更容易集中。虽然我仍然害怕上帝的震怒，但我对自己说，我根本不可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这取决于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采取了行动，那么我去上学自然就是他的意愿。

大学入学考试由四部分组成：数学、英语、科学和阅读。我的数学能力正在提高，但并不强。虽然我能解出大部分习题，但做题速度很慢，需要规定时间的两到三倍。我甚至连最基本的语法知识都没有，尽管我正在学习，从名词开始，接下来是介词和动名词。科学是一个谜，可能是因为我读过的唯一一本科学书还是那种可拆下来涂色的。四部分中，我唯一感到自信的是阅读。

确认机器可以运行，爸爸便示意卢克接手。一直渴望取悦爸爸的卢克走上前。五分钟后，卢克胳膊受伤，露出了骨头，他一路朝家跑去，鲜血喷溅不止。

不忠的人，违逆的天堂

一天下午，爸爸走到肖恩旁边，看着他焊接。一分钟后，他无缘无故地大喊：肖恩吃午饭的时间太长，没能让小工队早起，也不催促我们努力干活。爸爸喊了几分钟，接着肖恩摘下焊接头盔，平静地看着他说：“你能不能闭嘴，让我干活？”爸爸还在吼个不停。他说肖恩很懒，不懂得如何管理团队，不明白努力工作的价值。肖恩停下焊接的活儿，慢慢走到平板皮卡旁。爸爸跟在后面，仍然大喊大叫。肖恩慢慢地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摘下手套。有人在离他脸旁六英寸的近旁吼叫，他好像全当不存在。有好一会儿，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由辱骂将自己淹没，然后钻进皮卡一溜烟开走了，只留下爸爸对着飞扬的尘土喊叫。

我们大约在凌晨三点将肖恩接回了家。爸爸开车，母亲坐在他旁边，我和肖恩坐在后座上。没有人说话。爸爸没有喊叫，也没有教训人；事实上，他再也不提那晚的事。但他凝视的眼神意味深长，他不再直视我，让我觉得路上出现了一个岔路口，我走了一条路，而他走了另一条路。那晚之后，对于是去是留我再无疑问。就好像我们正生活在未来，而我早已离开。

父亲坐在我对面，看着他憔悴的脸，我突然悟出一个强大的事实，不知道为何我以前从未意识到这点。事实是：我不是一个好女儿。我是一个叛徒，羊群中的一匹狼。我有一些地方与众不同，这种不同很不好。我想咆哮，想扑倒在父亲的膝头哭泣，发誓自己再也不这么做了。但我是狼，我还在撒谎，无论如何他会嗅出谎言。我们都心知肚明，如果再看到肖恩躺在公路上，浸泡在血色之中，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并不后悔，只是感到惭愧。

一周后我向杨百翰大学提出了申请。我不知道如何填写申请表，所以泰勒帮我填了。他写道，我严格按照母亲设计的课程安排接受教育，她已确保我达到高中毕业的所有要求。对于申请我的感觉每天都不一样，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有时我确信上帝希望我去上大学，因为他赐给我二十八分。有时我确信自己会被拒绝，上帝会因我的申请而惩罚我，因为我竟然要弃家人而去。但无论结果如何，我知道我会离开。即使不去上学，我也要去别的地方。从我将肖恩送去医院而不是送他回母亲身边的那一刻，家就已经变了。我拒绝了它的一部分；现在它在拒绝我。

那一年等待圣诞节来临就像等待从悬崖边走过。自从千年虫以来，我从未如此确信，某件可怕的事即将发生，它会将我从前认知的一切全部抹杀。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我试着想象未来，用教授、作业、教室来填充它，但我的大脑无法召唤出那些事物。我的想象中曾经没有未来。只到新年夜，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知道我该做准备，努力完成泰勒向大学保证的高中教育。但我不知道怎么做，也不想让泰勒帮忙。他在普渡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他甚至要结婚了——我想他并不希望为我的生活负责。

第二部分

直到那天晚上。玛丽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明天要上课了，该去买点东西。”她离开了，一个小时后抱着两大纸袋东西回来了。安息日禁止购物——我在礼拜日从没买过东西，连一块口香糖都没买过——但玛丽随意地拿出鸡蛋、牛奶和意大利面，拒不承认她放在我们公共冰箱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是对上帝律令的公然违背。当她取出一罐健怡可乐——父亲曾说这违反了上帝的健康忠告——我又逃回自己的房间。

第一堂课上，我们便被告知下节课将进行阅读测验。两天来，我努力从课本密密密麻麻的段落中找寻意义，但“公民人文主义”和“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类的词汇遍布全书，像黑洞一样将其他词汇都吞噬了。我参加了测验，一个问题都没答对。那次失败让我忐忑不安。这是第一个可以衡量我是否够格、我大脑中经由教育得到的知识储备是否足够的指标。这次测验之后，答案似乎很明确：还不够。意识到这一点，我本该憎恨我的成长环境，但我没有。我对父亲的忠诚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成正比。在山上，我可以反抗。但在这里，在这个明亮喧嚣的地方，被伪装成圣人的异教徒包围着，我坚守着他教导我的每一条真理、每一条教义。医生是堕落之子。家庭教育是上帝的旨意。

我打开专门为这门课买的图册，以便看得更仔细些。这幅图下面写着一些斜体字，但我看不懂。有个黑洞般的单词，就在正中，吞噬了其他的词汇。我见过别的学生问问题，于是举起了手。教授叫了我，我大声朗读了那个句子。读到那个词时，我停了下来。“我不认识这个单词，”我说，“请问它是什么意思？”一片寂静。不是突然安静下来，也不是没有了噪音，而是彻底的死寂。没有书页翻动，也没有铅笔划擦。教授抿紧了嘴唇。“谢谢你提了那样一个问题。”说完，他接着讲课。这节课剩下的时间我几乎一动不敢动。我盯着鞋子，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每当我抬起头，总会有人盯着我，好像我是个怪胎。我当然是个怪胎，我清楚这一点，但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上午和下午我都在试图破解历史课本，但收效甚微。晚上我试着写一篇英语课的论文，但我从未写过论文——除了关于罪恶和忏悔的文章，那些从来没有人读过——我不知道怎么写。我不知道老师说的“论文形式”是什么意思。我草草写了几个句子，划掉，又重写。就这样反反复复，直到过了午夜。

我一直知道父亲信仰的是另一个神。孩提时我就意识到，虽然我的家人和我们镇上的每个人都去同一座教堂，但我们的宗教信仰不一样。他们信仰谦逊；我们身体力行。他们信仰上帝有治愈之力；我们将伤病交由上帝处理。他们信仰要为基督复临做准备；我们采取实际行动。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的家人是我认识的人里仅有的真正的摩门教徒，然而出于某种原因，在这所大学，在这座礼拜堂里，我第一次感受到巨大的鸿沟。现在我明白了：我可以选择站在我家人的一边，或者站在异教徒的一边，非此即彼，此外别无选择。

香农向我招手，她的V领开得很低。我从她身边走过，把自己缩到一个角落里，尽可能远离香农和玛丽。我对这种熟悉的安排感到高兴：我，缩进角落，远离其他孩子，准确地再现了童年时期我每次在主日学校上课时的情景。这是我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唯一熟悉的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

鲜血和羽毛

在那之后，我很少和香农或玛丽说话，她们也很少和我说话，除了提醒我做分内的家务，而我从未做过。公寓在我看来挺好的。冰箱里有腐烂的桃子，水槽里有脏盘子，那又怎样？一进门有一股异味扑面而来，那又怎样？在我看来，只要臭味可以忍受，房子就算干净，我还把这种哲学延伸到我个人身上。除了每周洗一两次澡，我从不用香皂，有时连洗澡时也不用。早上我从卫生间出来，径直越过走廊的洗手池，而香农和玛丽总是——一直——在那里洗手。看到她们挑起眉毛的震惊表情，我想起了城里外婆。真是小题大做，我暗想，我又不会尿在手上。

学期虽然只过了一个月，但我也知道获得奖学金简直是天方夜谭。美国历史课变得越来越容易，但只不过是我不再挂科而已。我的音乐理论成绩还不错，英语课却很吃力。老师说我有写作的才能，但我的语言出奇地拘谨和生硬。我没有告诉她，我仅仅凭借阅读《圣经》、《摩门经》以及约瑟夫·史密斯和杨百翰的演讲学会了阅读和写作。

尽管如此，我还是最喜欢这门课，因为凡妮莎。每次上课我们都坐在一起。我喜欢她，因为她似乎和我属于同一摩门教派：她穿高领宽松的衣服，她还告诉我她从不喝可乐，星期天也从不做作业。她是大学里我遇到的唯一一个看上去不是异教徒的人。

考试期间，我又偷瞥了几次凡妮莎的答题纸，但是没戏。我不能抄她的论文，可我又缺乏基本的知识和文体技巧，不知道如何撰写自己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定是把想到的一切都写下来了

我想找个人倾诉考试不及格的事，但不知为何，我不敢给泰勒打电话。可能是因为羞耻感，也可能是因为泰勒要当爸爸了。他在普渡大学结识了妻子斯蒂芬妮，两人很快就结婚了。她对我们家一无所知。在我看来，他似乎更喜欢他的新生活——比起原来的家庭，他更喜欢新的家庭。

“读课本”被证明是极佳的建议。下一次考试我得了B，到了期末，我一直得A。这真是一个奇迹，我只能这样解释。每天晚上我都学习到凌晨两三点，相信这是为赢得上帝的支持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我的历史课成绩优异，英语比原来好多了，音乐理论学得最好。虽然不太可能获得全额奖学金，但也许我可以拿到一半。

回到原点

我在日记里写满了承诺，发誓一定要远离废料场。我需要钱——爸爸会说我现在穷得叮当响——于是我又回到斯托克斯商店，干起老本行。在下午生意最忙的时候我去了店里，我知道那时候他们人手不够。果然，我找到经理时，他正在装杂货。我问他是否愿意让我做这个，他打量了我三秒，然后将围裙从头上摘下来递给我。副经理朝我眨眨眼：就是她建议我在生意高峰期过来问的。斯托克斯商店的某些方面——笔直干净的过道，热情友好的同事——让我感到安心和快乐。这么描述一间杂货店可能很奇怪，但它的确给我一种家的感觉。

但是我不能做这个工作，因为这么做就意味着倒退回过去。我已经搬回家来住，回到我以前的房间，回到我过去的生活。如果我再为爸爸工作，每天早晨醒来就穿上钢头靴跋涉至废料场，那就好像过去的四个月什么都不曾发生，仿佛我从未离开。

第二天早上四点，我开车前往斯托克斯商店，上了十个小时的班。下午天色尚早，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回到家时，发现我的衣服都被扔在了屋前的草坪上。我把它们拿回屋子。母亲正在厨房调制精油，见我穿着湿淋淋的衬衫和牛仔裤走过，她什么也没说。我坐在床上，衣服上的水湿透了地毯。我随身带了一部手机，盯着它看，不知道能做什么。没有可以打电话的人。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人可以打电话。

那时的我相信——一部分的我将永远会相信——父亲的话应该也是我自己的观点。

父辈的吟诵

就这样爸爸和肖恩成了同志，尽管他们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上学让我变得自命不凡，我需要被慢慢拉回从前，被调教一番，变回过去的样子。

查尔斯从不理会他的话。我们达成了一项秘而不宣的协议，一旦山从后视镜上消失，我们的夜晚就正式开始。我们共同探索的世界里有加油站和电影院；高速公路上到处都是汽车，像小饰品一样点缀着路面，车上满载着欢笑着、按着喇叭的人，他们总是向我们挥手，因为这座小镇上大家都认识查尔斯。那里有灰白色扬尘的土路，有炖牛肉一般颜色的运河，还有一望无际的闪光的金色麦田。但那里没有巴克峰。

下一个名字是马丁·路德·金。我以前从未见过他的脸，也从未听过他的名字，过了几分钟我才明白金伯尔博士说的并不是我听说过的马丁·路德。我花了几分钟才将名字和屏幕上的图像联系起来——一名皮肤黝黑的男子站在一座白色大理石殿前，被一大群人簇拥着。我刚弄明白他是谁，刚了解到他为什么在那里发表演说，便被告知他被人谋杀了。我仍然那么无知，以至于为此震惊不已。

美黄芩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母亲总是说，药是一种特殊的毒药，永远不会被排出身体，而且会在余生慢慢地腐蚀你。她告诉我，哪怕我现在吃药，十年后生的孩子也会是畸形。

罗宾年龄最大，出于某种原因，她很同情我。不知怎的，她明白我的过失并非故意为之，而是出于无知，于是她温和而坦率地纠正我。她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要和公寓里的其他女孩好好相处。不要把腐烂的食物放进橱柜，也不要把脏盘子留在水槽里不管。

我不再睡觉，每天都熬到很晚，揪着头发对着课本苦思冥想，之后躺在床上钻研笔记。我得了胃溃疡。一次，詹妮发现我蜷着身子躺在学校和公寓之间一户陌生人家的草坪上。我的胃着火一般，疼得浑身发抖，但我拒绝让她送我去医院。她陪我坐了半个小时，然后送我回到公寓。

查尔斯说我的行为无异于自取灭亡，有事不去寻求帮助，简直到了病态的地步。这些话他是在电话里对我说的，声音很轻，近乎耳语。

“那么去和你的代数教授谈谈，”他说，“说你跟不上了，让他帮帮你。”去跟教授谈谈，我连想都没有想过——我没有意识到我们是被允许和他们谈谈的——所以我决定试试，即便只是为了向查尔斯证明，我可以做到。

感恩节的前几天，我敲响了教授办公室的门。办公室里的他看上去比在大教室里更显矮小，桌子上方的光线反射在他的头上和眼镜上，让他看上去更闪亮。他翻着桌上的试卷，我坐下时他没有抬头。“如果这门课不及格，”我说，“我就会失去奖学金。”我没有解释，没有了奖学金，我就不能再回来上学了。“对不起，”他说，几乎看都没看我一眼，“但这所学校很难念。等你大点儿再回来也许会更好。或者转学。”

我不知道他说的“转学”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什么也没说。我起身要走，然后不知为何他心软了。“说实话，”他说，“很多同学都跟不上了。”他向后靠在椅子上，“你看这样如何：期末考试会涵盖本学期的全部内容。我会在课堂上宣布：只要最后考试得满分——不是九十八分，而是一百分——不管期中考试成绩如何，最终成绩都是A。听上去不错吧？”我说好。机会渺茫，但我是擅长抓住机会的女王。我打电话给查尔斯，告诉他我要回爱达荷州过感恩节，我需要一位代数家教。他说他会在巴克峰跟我碰头。

我们的低语，我们的尖叫

如果当时有人问我，对我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会回答是查尔斯。但其实他不是。而我会证明给他看。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爱情或友情，而是我自欺欺人的能力：相信自己很坚强。查尔斯知道我并非如此，因此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我变得反复无常，吹毛求疵，充满敌意。我设计了一个怪异而不断变化的评估标准，来衡量他对我的爱。一旦他没达到要求，我便胡思乱想。我情绪失控，将我全部的野蛮的怒火、我对父亲或肖恩的所有可怕的怨恨，都发泄到这个只是来帮助我的困惑的旁观者身上。我们吵架时，我尖叫着再也不想见到他。我这样大吵大闹了很多次，终于有一天晚上，当我像往常一样打电话告诉他我改变了主意时，他拒绝了。我们在公路外的田野里见了最后一面。我们身后是高耸的巴克峰。他说他爱我，但这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不能拯救我。能拯救我的只有我自己。

我开车进山时，理查德正开叉车搬运檩条，供爸爸在附近的富兰克林镇盖商店使用。理查德二十二岁，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但是他没有高中文凭。开车从他身边经过时，我突然意识到，他可能要开一辈子的叉车。

我很担心，爸爸的期望如此之高，理查德又那么害怕让他失望，很可能根本连大学入学考试都不去参加。

我开始自我反思，思考自己是否表达清楚：我低声说了些什么，尖叫了些什么？我决定相信，如果换一种方式请求他，让他冷静下来，他就会停下。我写下这些，直到让自己相信。这并没花很长时间，因为我想相信就是这样。想到过错在我，我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意味着事情还在我掌控之下。

但无论我选择如何记忆，这个事件都会改变一切。现在回想起来，我为此感到惊讶，不是为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而惊讶，而是为我笔下发生了什么而惊讶。在那个女孩脆弱的躯壳中，在她为自己虚构的不可战胜的空虚中，还留下了一个火花。

坚信活在自己的思想中，而不是别人的思想中。我常常在想，那天晚上我写下的最有力的话，是否并非源自愤怒，而是出于怀疑：我不知道。我只是不知道。

我从未允许自己拥有这样的特权：不确定，但拒绝让位于那些声称确定的人。我的一生都活在别人的讲述中。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专制而绝对。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声音也可以与他们的一样有力。

我来自爱达荷州

那个学期我对学习失去了好奇心。好奇心是一种奢侈品，只有经济上有保障的人才有权享有。我的心思被更多迫切的问题占据，比如银行账户的确切余额，欠了谁多少钱，我房间里有什么东西能卖上一二十美元。我提交作业，复习备考，但我做这些不是因为对课程真感兴趣，而是出于恐惧——平均成绩稍有下滑，我便会失去奖学金。

我和主教仍在每个星期日见面。罗宾告诉他这学期我没买课本。“这太荒唐了，”他说，“申请助学金！你很穷！助学金就是为这个存在的！”我的反对超越了理性，是发自肺腑的。

“我赚的钱很多，”主教说，“交了很多税。把它当成我的钱好了。”他已经把申请表打印好了，交给了我。“考虑考虑。你要学会接受帮助，哪怕是来自政府的帮助。”

我做了根管治疗，买了课本，付了房租，还剩下不少钱。主教说我该犒劳一下自己，但我回答说不行，我必须把钱存起来。他告诉我，这些钱我可以花。“记住，”他说，“你明年可以申请同样金额的助学金。”于是我买了一件星期日去教堂穿的新裙子。

迷途的骑士

教授们突然清晰地进入视野，好像在获得助学金之前，我一直透过模糊的镜头看着他们。我开始看懂课本了，并发现自己读了更多的书，远超必读书目的要求。

正是在此状态下，我第一次听说“双相情感障碍”这个术语。在基础心理学的课堂上，教授从头顶的屏幕上大声读出该病的症状：抑郁、狂躁、偏执、欣快、夸大妄想、被害妄想。我坐在那里饶有兴趣地听着。我的父亲就是这样，我在笔记上写道，教授描述的正是他的症状。

我返回页面顶部，重新阅读整个条目，但这次没有跳过背景故事。根据所有消息来源，包括兰迪·韦弗自己，冲突始于他将两支枪管锯短的霰弹枪卖给一个他在雅利安国民组织[插图]集会上认识的卧底。这句话我读了不止一遍，事实上读了很多遍，才恍然大悟：原来该事件的根本原因是白人至上主义，而不是在家上学。政府似乎从来不会因为不让孩子接受公共教育而杀人。如今这道理对我来说太显而易见了，很难理解为什么我曾经还相信过别的东西。

我开始沉迷于对双相情感障碍的研究。按照要求，我们要为心理学课程写一篇论文，我把躁郁症作为研究对象，然后以写论文为借口，咨询了大学里的每一位神经学家和认知专家。我描述了爸爸的症状，但并没归结于我父亲，而是一个虚构的叔叔。有些症状非常符合该病症；有些则不。教授们告诉我，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课堂上，老师讲授了神经递质及其对脑化学的影响。我明白了疾病不是一种选择。这些知识也许会让我对父亲产生同情，但并没有。我只感到愤怒

我决定尝试过正常人的生活。十九年来，我一直按照父亲的意愿生活，现在我要试试别的活法。

是去看邪恶的医生，还是向男友坦承自己认为医生都是邪恶的？面对这两个选择，我选择看医生。

静候水流

但在悲伤的同时，我也感受到希望。爸爸一直是强势的人——一个自以为洞悉一切问题的真相，对别人说什么毫无兴趣的人。总是我们听他说话，从来没有相反的情况；要是他不说话，就要求大家保持沉默。

假如我是女人

我尽可能地解释，说我的父母不相信公共教育，让我们待在家里。我说完时，他两手十指交叉，好像在思考一道难题：“我觉得你该自我拓展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怎样拓展自我？”他突然身体前倾，仿佛刚刚有了一个主意。“你听说过剑桥吗？”我没有听说过。“那是一所英国大学，”他说，“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为学生组织了一个留学项目。竞争激烈，要求也非常高。你可能不会被录取，但如果被录取了，这个项目会让你对自己的能力有所了解。”

圣诞节的几周后，剑桥大学写信给克里博士，拒绝了我的申请。“竞争非常激烈。”我去克里博士的办公室时，他这样告诉我。

“等一下，”他说，“剑桥大学指示过我，如果觉得存在严重的不公，可以写信。”我不明白他的话，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只能帮助一个学生，”他说，“如果你想的话，他们可以为你提供一个名额。”

卖花女

回答之前，我思考了片刻。“我能在风中站稳，是因为我不是努力尝试站在风中，”我说，“风就是风。人能受得了地面上的阵阵狂风，所以也能禁得住高空的风。它们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头脑中怎么想。”他茫然地看着我，不明白我的话。“我只是站着，”我说，“你们却都降低身体，试图弥补，因为高处让你们害怕。但蹲着走和侧身走并不自然，这样反而让自己变得脆弱。如果能控制住恐慌，这风就不值一提了。”

我在杨百翰大学的教授们没有一个像斯坦伯格教授那样检查过我的写作。没有逗号、句号、形容词或副词都会引起他的兴趣。语法和内容、形式和实质对他而言同等重要。在他看来，一个写得不好的句子是想法构思欠佳，但语法逻辑同样需要修改。“告诉我，”他会说，“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用逗号？你希望在这些短语之间建立什么关系？”当我给出解释，他有时会说“完全正确”，有时会对句法进行冗长的解释来纠正我。

在与斯坦伯格教授会面一个月后，我写了一篇论文，将埃德蒙·伯克与普布利乌斯进行比较，后者是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撰写《联邦党人文集》[插图]时用的笔名。我几乎有两周没怎么睡觉：睁着眼睛的每一刻，我不是在阅读，就是在思考这些文字。

写完这篇论文后，我把它发给了斯坦伯格教授。两天后，又到了我们见面的时间。他隔着桌子盯着我，一言不发。我等着他开口说这篇论文是一场灾难，是一种无知的思想的产物，说它不自量力，引用的材料太少，得出的结论太多。“我在剑桥教了三十年书，”他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论文之一。”对侮辱我有备而来，但我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回答。斯坦伯格教授一定对这篇文章作了更多的评论，但我什么也没听到。我脑海中充满了一个痛苦的需求：离开那个房间。那一刻，我不在剑桥大学的钟塔里。我重返十七岁，坐在一辆红色吉普车里，而我爱的男孩刚刚碰了我的手。我落荒而逃。

比起仁慈，我更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残忍。赞美对我来说是一种毒药，我被它噎住了。我期望教授对我大喊大叫，他没有这样做反而让我头晕目眩。我的丑恶一面必须得到表达。如果不是用他的声音来表达，我就需要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

下一次跟导师会面，斯坦伯格教授说，如果我申请研究生院，无论选择哪所大学，他都会确保我被录取。“你去过哈佛吗？”他说，“或者你更喜欢剑桥？”

克里博士说他一直在观察我。“你表现得像是在假扮别人。好像你觉得你的生活全靠伪装。”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什么也没说。“你从没有想过，”他说，“你可能和其他人一样有权待在这里。”他等待我做出解释。“我更喜欢给别人上菜，”我说，“而不是吃菜。”克里博士笑了。“你应该相信斯坦伯格教授。如果他说你是一个学者——我听他说你是块‘纯金’——那么你就是。”

“你千万别这样想，”克里博士提高声音说，“你不是愚人金[插图]，只在特定的光线下才发光。无论你成为谁，无论你把自己变成了什么，那就是你本来的样子。它一直在你心中。不是在剑桥，而是在于你自己。你就是黄金。回到杨百翰大学，甚至回到你家乡的那座山，都不会改变你是谁。那可能会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甚至也会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即便是黄金，在某些光线下也会显得晦暗——但那只是错觉。金子一直是金子。”

我想相信他，接受他的话，重塑自我，但我从来没有那样的信心。无论我把回忆埋得多深，无论我如何紧闭双眼对抗它们，当我想到自己，脑海中浮现的形象是那个女孩，在卫生间、在停车场的那个女孩。

毕业

他们很快就走了，在夜晚开车离开。目送他们走后，我拿出了日记本。过去我总是轻信一切，毫不怀疑，真是令人惊讶。我写道，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爸爸是对的。我想起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几天前在电话里跟我说过的话。她说她花了几年时间才说服泰勒允许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因为他仍然相信疫苗是医疗机构的阴谋。如今回想起来，父亲的声音犹在耳畔，当时我却嘲笑哥哥的行为。他还是一个科学家呢！我写道，他怎么看不穿他们的偏执呢！重读自己写下的文字，我对哥哥的轻蔑变成了一种讽刺。话又说回来，我写道，要不是刚刚想起来，直到今天我自己还从未注射过疫苗，也许我嘲笑起泰勒来会更有底气。

第三部分

“那么以赛亚·伯林的两种概念是什么？”老师问。几乎所有同学都举起了手。老师叫了那名来自牛津的学生。“消极自由，”他说，“是不受外部限制或阻碍的自由。此种意义下的自由指一个人的身体不受他人阻碍地行动。”一时之间我想起了理查德，他似乎总能准确无误地把读过的东西背诵出来。“很好，”老师说，“第二个呢？”“积极自由，”另一个学生答道，“是摆脱内部约束的自由。”

老师试图澄清这个概念。他说积极自由是自制，由自我掌控的自我统治。他解释说，拥有积极自由就是控制自己的思想，从非理性的恐惧和信仰中解放出来，从上瘾、迷信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自我强迫中解脱出来。

我不知道何为自我强迫。我环顾房间，除了我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到困惑。我是少数记笔记的学生之一。我想让老师做进一步解释，但是有什么东西让我放弃了这个想法——我确信这样做无异于对着一教室的人大喊：我不属于这里。

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

我将笔记本翻到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那堂课。在一个空白处，我画线写下：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然后我拿起电话拨通号码。

她们轻松自如地使用高深复杂的术语。其中一些术语，如“第二次浪潮”，我以前听过，但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些，比如“霸权式男性气概”，我读着就拗口，更不用说理解了。我喝了几口苦味的浓缩液体，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她们谈论的是女权主义。我盯着她们，好像她们在玻璃后面。我从来没有听人将“女权主义”这个词用作谴责以外的含义。在杨百翰大学，“你听上去像个女权主义者”标志着争论的结束。它也表明你输了。

我强忍住笑。在我看来，爸爸有望成为西部山区财力最雄厚的疯子。

悲剧之后的闹剧

我们给孩子们做早餐，然后和他们到雪地里玩耍。我们烘焙，看犯罪片，设计串珠手镯。那感觉就像穿过一面镜子，体验了一天假如我留在山上很可能会过的人生。但是我没有留下来。我与姐姐的人生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之间似乎毫无共同点。几个小时过去了，到了傍晚时分，她仍然跟我很生分，不愿与我对视。

那个学期，我把自己交给大学，就像把树脂交给雕塑家。我相信自己可以被重塑，思想彻底改变。我强迫自己和其他同学交往，一次又一次向别人笨拙地介绍自己，直到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接着我着手清除挡在我和他们之间的障碍。我第一次品尝了红酒，我的新朋友们嘲笑我喝酒时紧绷的脸。我扔掉高领衫，开始穿剪裁更时尚的衣服——修身、通常是无袖的、领口不那么规矩的衣服。在这段时期的照片中，我为这种平衡感到震惊：我和其他人看起来并无两样。

四月，我开始步入正轨。我写了一篇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自我主权概念的文章。我的导师大卫·朗西曼博士说，如果我的论文保持同一水准，我就有可能获得在剑桥读博士的资格。我惊呆了：我像一个冒名顶替者，偷偷溜进这座宏伟的殿堂，现在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从前门进来了。我开始撰写论文，再次选择穆勒作为主题。

第二天早餐时，其他人都在谈论他们的家庭。一个人的父亲是外交官；另一个人的父亲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有人问起我的父母，我说我的父亲有一个废料场。

我不知道是什么引起了这种转变，为什么突然间我可以与过去伟大的思想家们交流，而不再单纯对他们肃然起敬。这座城市中，陈年的白色大理石和黑色沥青在红绿灯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让我看到一种东西，指引我可以欣赏过去，却不再沉默不语。

读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似乎度过了漫长的一生，但那并非我真实的生活。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记忆中有不一样的童年。当时我不明白这些文字的魔力，现在也不明白。我只知道一点：当母亲告诉我，说她没有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个好母亲时，她才第一次成了我的母亲。

我在剑桥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或者说，我变成了一个相信自己属于剑桥的人。我对家庭长久以来的羞耻感几乎在一夜之间蒸发了。平生第一次我公开谈论自己的家乡。我向朋友们坦承，我从未上过学。我向他们描述巴克峰，描述那里众多的废料场、谷仓和畜栏。我甚至告诉他们，麦田地窖里装满了补给品，旧谷仓附近埋着汽油。

我告诉他们，我曾经贫穷而无知。当我告诉他们这些时，我丝毫不感到羞耻。那时我才明白羞耻感的来源：不是因为我不曾在铺着大理石的音乐学院学习，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当外交官的父亲；不是因为父亲是半个疯子，也不是因为母亲跟着他亦步亦趋。我的羞耻感源自我有一个将我朝吱嘎作响的大剪刀刀刃推去，而不是将我拉走远离它们的父亲；我的羞耻感源自我躺在地上的那些时刻，源自知道母亲就在隔壁房间闭目塞听，那一刻完全没有选择去尽一个母亲的责任。

我为自己创造了一段新历史。我成了晚餐上备受欢迎的客人，讲述着各种趣闻轶事：打猎骑马、拆解废料、扑灭山火。我说起自己才华横溢的母亲——助产士和企业家，又谈及性情古怪的父亲——废品商和狂热分子。我想我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过去的生活了。那并不完全是事实，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的确如此：未来真的会更好。现在一切都已变得更好。现在母亲也已找到了她的力量。过去是一个幽灵，虚无缥缈，没什么影响力。只有未来才有分量。

大房子里吵架的女人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爸爸在厨房里，将面粉倒进像胶水一样的东西里，我猜那应该是煎薄饼用的面糊。他一看见我，便放下面粉，坐在桌旁。“你是女人，对吧？”他说，“喏，厨房是你的了。”我们盯着彼此，我思索着我们之间已然出现的距离——这些话在他听来是如此自然，于我是何等刺耳。

物理的巫术

第一个学期在一连串的晚餐、深夜派对以及不时在图书馆熬夜看书中度过了。为了获得博士学位，我必须进行一项原创性学术研究。换句话说，阅读了五年的历史，现在该轮到我来书写历史了

我在剑桥的朋友已经成为家人，与他们在一起让我有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在巴克峰已经消失了多年。有时这种感觉让我痛苦。我想，没有哪个亲妹妹爱陌生人会胜过爱自己的哥哥，又是什么样的女儿比起父亲会更喜爱自己的老师？

太阳以西

终于找到了。一个证人。一个不偏不倚的描述。但当我听到它时，我已经不再需要它了。自我怀疑的狂热早已褪去。那并不意味着我完全相信自己的记忆，但我相信它就像相信别人的记忆一样，甚至相信它比一些人的记忆更可信。但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两双挥舞的手臂

“真有意思，你竟然变化这么大，”查尔斯说，“但听上去还和我们十七岁时一样。”

返回哈佛，我主动提出请他们住旅馆。他们拒绝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三个挤在我的宿舍里磕磕绊绊。每天早上，父亲只围着一条白色小毛巾，拖着沉重的步子爬上一段楼梯，去公共浴室。在杨百翰大学，这可能会让我无地自容；但在哈佛，我只是耸耸肩。我已经克服了尴尬。谁看见了他，他对他们说了什么，他们有多震惊，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在乎的是他的想法；他才是我要失去的人。

救赎之赌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穿越的距离——物理上的和精神上的——几乎让我无法呼吸，让我思考起自己是否已改变得太多。我所有的学习、阅读、思考和旅行，是否已将我变成一个不再属于任何地方的人？我想起那个女孩，那个除了她的废料场和大山，一无所知的女孩。她曾经盯着电视屏幕，看着两架飞机驶入奇怪的白色柱状物。她的教室是一片垃圾，她的课本是废铜烂铁。然而她却拥有我所没有的珍贵东西。尽管我现在拥有很多机会，或者也许正因为这些机会，我才失去了那个珍贵之物。

之后不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我并不以那封信为荣。信中充满了愤怒，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在对父母大喊“我恨你们”。信中充斥着诸如“暴徒”和“暴君”之类的字眼，连篇累牍，全是一系列的挫败感和谩骂。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父母，我要与他们断绝关系。在谩骂和怒火之间，我说我需要一年时间为自己疗伤；之后也许我会回到他们疯狂的世界，试着去理解它。

家庭

我是在十月收到那封信的。它以PDF格式附在泰勒和斯蒂芬妮发来的电子邮件中。上面解释说，这封信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起草的，一份副本将寄给父母。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便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泰勒已经准备好谴责我，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我被魔鬼附身，极其危险。这封信是一种凭证，一个让他得以重返家庭的通行证。我无法说服自己打开附件；某种本能攫住了我的手指。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泰勒的样子，那个安静的哥哥在看书，而我躺在他的书桌下，盯着他的袜子，呼吸着他的音乐。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忍受听见他的声音说出那些话。我点击鼠标，打开附件。我神情恍惚，以至于整封信读完了，也没有理解它的意思：我们的父母被一连串虐待、操纵和控制所束缚……他们视变化为危险，不管谁要求改变，都会遭到驱逐。这是一种扭曲的家庭忠诚观念……他们称其为信仰，但这不是福音所教导的。保重。我们爱你。从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那里，我得以了解这封信背后的故事。在我父亲威胁要跟泰勒断绝关系后的那些日子里，泰勒每晚上床睡觉时都会一遍遍地自言自语：“我该怎么办？她是我妹妹。”

当我拿着厚重的手稿走回宿舍时，我想起克里博士的一次讲座。讲座一开始他就在黑板上写道：“历史是由谁书写的？”我记得当时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有多奇怪。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不是人类；那是像我父亲一样的人，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先知。他们对过去的看法和未来的憧憬都不容置疑，甚至不能补充。现在，当我穿过国王学院，走在宏伟的教堂投下的影子中，我从前的胆怯似乎显得有些可笑。历史是由谁书写的呢？我想，是我。

我已经建立了新生活，这是一种幸福的生活，但我感到一种超越家庭的失落感。我失去了巴克峰，不是主动离开，而是默默离开。我退缩了，逃离到大洋彼岸，让父亲为我讲述我的故事，向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下关于我的定论。我退让了太多的土地——不仅仅是那座山，还有我们共同历史的整个领域。

守望野牛

我想回应她的祈祷——我距离大山仅有十英里——但我知道，一旦走进那扇门，将有什么心照不宣的协定等着我。我可以得到母爱，但有一些条件，和三年前他们给我开出的条件一样：用我的现实来交换他们的现实，将自己的见解埋葬，让它在大地中腐烂。

现在想来，我意识到除了理查德和泰勒，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经济上依赖着我父母。我的家人从中间一分两半——三个离开了大山，四个留了下来。三个获得博士学位，四个没有高中文凭。裂痕已经出现，而且越来越深。

教育

小时候，我等待思想成熟，等待经验积累，等待抉择坚定，等待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样子。那个人，或者那个化身，曾经有所归属。我属于那座山，是那座山塑造了我。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思考，我的起点是否就是我的终点——一个人初具的雏形是否就是他唯一真实的样貌。

平静来之不易。我花了两年时间列举父亲的缺点，不断地更新记录，仿佛将对他所有的怨恨、所有真实发生过的和想象出来的残忍与忽视一一列举出来，就能为我把他从生活中剔除的决定辩护。我以为，一旦证明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就会从那压抑的负罪感中解脱，松一口气。但辩护并不能战胜负罪感。再多的针对他人的怒火也无法减轻这种负罪感，因为负罪感从来都与他们无关。负罪感源于一个人对自身不幸的恐惧，与他人无关。

当我彻底接受了自己的决定，不再为旧冤耿耿于怀，不再将他的罪过与我的罪过权衡比较时，我终于摆脱了负罪感。我完全不再为父亲考虑。我学会为了我自己而接受自己的决定，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他。因为我需要如此，而不是他罪有应得

这是我爱他的唯一方式。

当父亲还在我的生活中，极力想控制我的生活时，我透过冲突的迷雾，用战士的眼光审视他。我看不出他身上温柔的品质。当他站在我面前，高高在上，愤愤不平时，我忘记了自己小时候，他笑起来全身抖动、眼镜闪闪发亮的样子。我再也无法忆起他的嘴唇在烧毁之前，曾经怎样愉快地抽搐，当一段回忆让他热泪盈眶的时候。现在我只能记起那些往事，我们之间已经相隔千山万水，时光一去不返。

那天晚上我召唤她，她没有回应。她离我而去，封存在了镜子里。在那一刻之后，我做出的决定都不再是她会做的决定。它们是由一个改头换面的人，一个全新的自我做出的选择。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育。

注释说明

对于这两次事故，不同的人描述千差万别

这是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在记忆中的故事之外再讲述另一个故事。一个夏日，一场大火，一股肉的烧焦气味，有一位父亲，在帮助他的儿子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