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意味深长，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告别生命的仪式，也可以理解为这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是存在的延续。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理解这个最后时刻的行为，如果是在平常，外套和靴子对于这个士兵来说就是外套和靴子，但是行将被枪决之时，外套和靴子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个士兵在寻找一片净土放置它们时已经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了，他只想把外套和靴子安顿好，这是他无声无字的遗嘱。

爸爸出差时

不同的观众带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受去与这部电影接触碰撞，发出共鸣之声

有一个同学的遭遇我至今历历在目，我忘记了他父亲是因为什么罪名被打倒的，在经历了日复一日的批斗游街和羞辱殴打之后，这位父亲决定离开人世。我在他临死那天的黄昏见到了他，他从街上走过来，右手搂着他的儿子，脸上留下被殴打过的瘀青，他微笑着和儿子说话，他儿子正在吃着什么，显然是父亲刚刚给他买的，他们与我迎面而过，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同学正沉浸在自己的美味里，没有看见我。第二天这个同学哭泣着来到了学校，我们才知道他父亲在深夜时分，趁着家人睡着时悄悄出门，投井自杀了。这一天他一直在哭泣，无声的哭泣。那时候女同学热衷玩跳绳，男同学热衷打乒乓球，不是在正式的乒乓球桌上打球，只是一个长桌子，中间用砖排成球网，男同学们在长桌子的两端排成长队，每人只能打一个球，输了的下去，赢了的继续打球。我们向着这个哭泣的同学喊叫，要他也来排队打球。他走了过来，排队时仍在哭泣，轮到他打球时不哭了，他赢下一球，又赢下一球后，我们听到了他的笑声。

生活是那么的强大，它时常在悲伤里剪辑出欢乐来。

我一直在想，只有对生活有着非凡洞察力的导演，才能让生活呈现出非凡的表现力。

库斯图里卡没有在电影里着力表现梅沙在监狱里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来自精神上的压力，他的睡着已经说明了这一切。当然这场戏所表现出来的远不止这个，我意识到用文字复述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是多么无趣的工作，我硬着头皮讲述是为了接下来说一下我所理解的“生活的强大”。生活的强大是如何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是庞然大物招摇过市，而是在微小之处脱颖而出。

我们与他们

当时中国国内的对立关系就是报纸上广播里天天讲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其实那时候没有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只是一个虚构，所谓的资产阶级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前地主前资本家被剥夺财产之后一次又一次地被批斗，他们战战兢兢，他们的子女夹着尾巴做人，他们是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最初看到这些让我感到资产阶级的生活是多么悲惨，我庆幸自己属于无产阶级，属于我们，不是属于他们。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迎来了邓小平时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政治第一的社会摇身一变成为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似乎颠倒了过来，有钱意味着成功，意味着拥有社会地位，意味着受人尊敬，即使没有获得尊敬，也会获得羡慕。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少数的我们成为他们，大多数的我们梦想成为他们，还有不少的我们在仇恨他们的情绪里希望成为他们。

我们与他们，就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们与他们，对立或转换，还有互补，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文学的写作也不会例外。

中国有句成语叫众口难调，再好的厨师做出来的菜也无法满足所有食客的舌尖，即使感到满足的食客，吃腻了又不满足了。

作家可以为一个读者写作，只能是一个，就是作家自己

如果把写作设定成我们，把阅读设定成他们，那么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对立、转换和互补的过程。所有的作家同时也是读者，或者说首先是读者，大量阅读获得的感受会成为叙述标准进入写作之中，所以作家写作时拥有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身份，作者的身份是让叙述往前推进，其间感到这个段落有问题、这句话没写好、这个词汇不准确时，这是读者的身份发言了。

有时候僵持不下，我们认为没有问题，他们认为问题很大，或者我们修改了一次又一次，他们还是不满意，我们不耐烦了。这时候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休息几天再回来看看。

休息几天确实很有效果，我们与他们往往很快就能达成一致，不是我们承认确实没写好，就是他们承认胡搅蛮缠了，然后我们继续推进叙述，他们继续把握叙述的分寸

我说：“要想成为一个好作家，先要成为一个好读者。”

他又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读者？”我说：“第一，要去读伟大的作品，不要去读平庸的作品。长期读伟大作品的人，趣味和修养就会很高，写作的时候自然会用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长期读平庸作品的人，趣味和修养也会平庸，写作时会不知不觉沉浸在平庸里。第二，所有的作品都存在缺点，包括那些伟大的作品，读的时候不要去关心作品中的缺点，应该关心优点，因为别人的缺点和你无关，别人的优点会帮助你提高自己。”

他点点头，对我说：“做厨师也一样，品尝过美味佳肴的能做出好菜。我经常派手下的厨师去其他餐馆吃饭来提高他们的厨艺，我发现总说其他餐馆的菜不好的厨师没有进步，总说其他餐馆的菜做得好的厨师进步很大。”

我与东亚

我曾经以为另一位作家朋友是个例外，我读过他关于文学的文章，也和他一起出席过文学方面的活动，这家伙有个本领，每次说出来的都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让我误以为他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的人，可是他花那么多时间去看电视里的篮球、足球、网球什么的，还要花时间整理自己的小花园，他睡着的时间也比我长，他哪来那么多的新东西？后来听说他有一个诀窍，就是他有几篇演讲稿始终不发表，让读者们看不到，让我也看不到，每次演讲时根据不同的对象把那些演讲稿里的内容挑选着说，即使听过他演讲的人，也会有第一次听的感觉。前几天我遇到他时问是不是这样，他有些得意地承认了，随即有些沮丧地说以后可能不灵了，因为他的一位教授朋友要编辑一套作家谈文学的丛书，他这些压箱底的宝贝都要拿出来出版了。等着吧，过不了几年，他的铁杆读者再听他演讲时就不会觉得是第一次了。

在万门火炮瞄准下，我们在这里进行“余华与东亚”研讨会，这个房间也不大，一颗炮弹就能解决我们。我觉得这个时候来到首尔很有意思，可以感受战争威胁下民众的生活。

根据我的经验，作品被翻译到其他国家后出版社多的话意味着不那么成功，如果你的作品真正成功了，原来的出版社是不会放过你的，他们会一直出版你的书

我曾经开玩笑地对饭塚容说，这是你的责任。饭塚容谦虚地点头说，确实是我的责任。当然不是饭塚容的责任，这是命运的责任，就像每个人有自己的命运一样，每本书也有自己的命运。

我知道这不是《活着》和《兄弟》的命运，它们应该是自由成长的命运，不应该是拔苗助长的命运

我这个小镇牙医白天拔牙晚上写作，完成一个短篇小说总是先寄往《人民文学》或者《收获》，被退回来后寄给《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再被退回来就再往重要性低一些的杂志寄，我的手稿去过很多有文学杂志的城市，比我后来三十多年去过的城市还要多。当时我们家有一个院子，邮递员总是隔着围墙把装着退稿的大信封扔进来，我父亲听到“啪嗒”一声响亮的声响，就会对我说，又有退稿了。有时候一封轻薄的信飘进来，我父亲会说，这回有点希望了。

这样的遭遇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七年，《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一些后来被称为先锋文学的作品发表后，引起其他文学杂志编辑的关注，他们给我写约稿信。我从胡乱投稿变成应约写稿，当时的感觉好极了。我把几封约稿信摊开来向我父亲展示，父亲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我出名了。

我的书游荡世界的经历

“为什么你小说中的人物只承担家庭的责任，而不去承担社会的责任？”我意识到这是历史和文化的差异，给他写了回信，告诉他中国拥有三千年的国家历史，漫长的封建制抹杀了社会中的个人性，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发言权，只有在家庭生活里才有发言权。我告诉他这两本书在时间上只是写到七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以后这一切都变了，我试图说服他，没有成功

文学归根结底还是文学，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读者最为关心的仍然是人物、命运、故事等这些属于文学的因素

假如文学里真的存在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让读者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作家的作品中读到属于自己的感受。

民族传统中的特别性格

我相信文学也是一样，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了解自己民族传统中特别的性格，然后在自己的写作中伸张这样的特别性格。

好的译文应该和原作打成平局

当一个作者完成一部文学作品之后，仅仅是出版和发表意义上的完成。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开放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又一个读者都是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生活体验和个人感受，通过阅读来一次又一次地完成这部文学作品。

简单地说，就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差异性，促成了这样的完成，文学的价值和文学的意义也在差异化的阅读中体现出来。

作为一个读者，我在阅读了某部令我欣赏的文学作品之后，有时候会和作者坐在一起，告诉作者我的阅读感受，这时候我常常会看到作者茫然的表情，因为我阅读到的，是他们在写作时从未想过的。

当某位读者走过来告诉我，他在我的作品中读出的某些我所不知的文学含义时，我也会惊讶，然后告诉他：“你说得非常对，可是我在写作的时候没有这样想。”

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是通过整体的力量体现出来的

我的三个现实和梦想

我在这里讲讲三个故事，你们可以当成真的来听，也可以当成假的来听，有时候真的就是假的，有时候假的就是真的，有时候现实其实是梦想，有时候梦想其实是现实。

中国人留下的孩子和留下的稻米一样多。

我的梦想成为现实了。佛学院的遗址露出地面清晰可见，释迦牟尼的故居遗址在旁边一个大帐篷里。我们在四周虔诚地转了一圈，然后走进释迦牟尼的故居遗址，走进那个大帐篷，虔诚地绕着走过去，就在我感觉自己从未如此虔诚之时，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短信提示音，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短信，打开手机看了看，是北京的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招嫖短信，说有学生妹、洋妞可供挑选。

显然戴安娜像正是热销商品，我是在成百上千双戴安娜的眼睛的注视下走过去，走进了大教堂。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么的奇怪，经过人类的时尚，走向了人类的受难。

给你一个烟缸，然后告诉你禁止吸烟

给你一个烟缸，然后告诉你禁止吸烟

我已经写了三十三年小说了。数学不好，我刚才掰着手指算，他们全部说完之后刚好算完，有三十三年。然后发现我对自己小说的了解，还不如纽约大学的张旭东教授。关于我的小说，张旭东说得比我更好。今天就不请他说了，欧阳江河为了今天这个活动从去年四月份就开始准备了，准备了十个小时的发言，但是你今天得说少一点，说五个小时就够了。（欧阳江河：我争取在五分钟之内说完。）

非虚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虚构是一种主观的表达。

但是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点虚构了，很多虚构的东西放进去了。

但是你采访的那个被采访者，他向你讲述的也是主观性的，他在讲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在表达自己的情绪、观点的时候，也有不同程度的虚构的成分在里面。

非虚构文本的优势在于它建立在一个公众所知的事件上。

去阅读非虚构作品的人，往往是对这个事件，或者对这个题材，对这么一个生活状态感兴趣的人才会去阅读

我会毫不犹豫选择那个非虚构的，很可能非虚构的写得比那个虚构的还要虚构，但是你还会去选择它，这是心理上的一种选择。

我的感受是写虚构的东西比写非虚构的相对来说自由度大很多。我想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好的非虚构类的作品相对会少一点，是因为很多作家写着写着受不了了，觉得受到的限制太多，还不如去瞎编。

那时候我还年轻，很好奇，对写作充满了好奇，想这个尝试一下，那个也尝试一下。

我现在还是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年轻的作家，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应该多去尝试一下不同风格的写作，这对他将来的写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写了那么多年以后才能理解到一点，就是文学是一条比自己的人生长得多的道路。这就好比我们应该鼓励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多谈恋爱，而且是上床的恋爱，然后再考虑结婚。

所以我在想，八十年代要用什么样的东西来作为他们一个标志性的变化，这是很重要的，想来想去后觉得是西装，因为中国人从穿中山装变成穿西装就是在八十年代，服装的变化，其实也代表了中国人对生活态度的变化，以及他们思想的变化。

如何去处理小说叙述里的命名不是容易的事，能否以很好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毕竟不是学术论文，它是小说，你要用生动的、有意思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就是因为日本人西装的口袋上绣了一个姓氏——谢谢日本人——才让我能够把这个章节写完。

组织方看到两个老外非把他们拉进来，说你们进来以后我们就成国际比赛了。

当然中国的一些人批评说，这一段写得太恶心了，我告诉他们，我在九十年代换电视频道的时候，经常看到电视里边播的一些讲革命故事的电视剧，比如延安，或者毛泽东出来说话什么的，可是电视屏幕上弹出来的小广告都是治疗性病的，哪个哪个医院，全是这样，那时候就是在电视里边，那边是毛泽东在说话，邓小平出来，大别山什么之类的，屏幕下面全是治疗性病的广告，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里面。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粗俗的。

中国是一个很多事物混杂在一起的国家，高尚的和粗俗的东西往往在同一个事物里。我记得前些年有一个外国朋友到中国来，他进入宾馆的房间，看到茶几上放了一个烟缸，边上竖一个牌子“禁止吸烟”。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给你一个烟缸，然后告诉你禁止吸烟。

语文和文学之间

比如说学习语文是一定会有考试的，而阅读文学作品是没有考试的，这样的区别只是道路的不同，方向是一样的，因为语文课本里的文章都是文学作品，就像阿布扎比的四十度和二十度，都是阿布扎比的气温，所以我的兴趣是语文和文学之间有些什么。

前些年广东高考的语文试卷上出现了这个短篇小说，结果不少学生答错了，最好的学生也丢掉了几分，这宝贵的几分让那些本来可以去北大清华的学生，只好去北师大和人大了。我三十年前写下这篇小说时没有想到还会出现这种缺德事，为此我去网上搜索了几篇语文老师的教案，语文老师的分析很精彩很到位，可是让我去考的话，也会丢分。

高中生对《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什么反应？他说普遍的反应是读不懂，我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把它选进课标教材？他说就是要让他们读不懂。

读得懂和读不懂之间发生了什么？应该发生了很多，我们知道的和我们不知道的都有。抛开那些胡乱拼凑出来的作品，阅读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反应不应该是懂和不懂，应该是读起来费劲和不费劲、感受到了和没有感受到、愿意读下去和不愿意读下去之类的，尤其是进入语文课本的文学作品，是被时间和文学双重鉴定后贴上安全标签的作品，可是有时候仍然会被读得懂和读不懂所困扰，我想这就是经验阅读和非经验阅读。

我曾经说过，一个好的读者应该怀着空白之心去阅读，一个好的作者应该怀着空白之心去写作。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不容易。每一个读者都是带着自己的经验去阅读文学作品，这样的经验里包含了很多，年龄、性别、经历、性格、心理、环境等；每一个作者也是带着自己的经验去写作文学作品，这个经验里包含了上述这些等等之外，还包含了作者已经熟练掌握的叙述方式。所以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都是长时间沦陷在自己的经验阅读和经验写作之中，可是突然的、毫无先兆的、非经验的阅读或者写作闪现了一下，这样的次数不会多，因为经验是必然，非经验是偶然，当这个偶然出现时，你是困惑之后退却了，还是欣喜之后前进了？如果是困惑退却，那么一切照旧；如果是欣喜前进，那么一个崭新的世界有可能向你打开。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细节，舞女蹲在路边用平时插在自己额发上的梳子梳理一条狮子狗的长毛，让“我”看了很不舒服，因为“我”曾想过向她要这把梳子。当时我总觉得自己也有过类似的故事，其实并没有，虚构作品中的一些情节和细节常常会让读者想象成自己的经历。

如果让我选出十部必读的中篇小说，《青梅竹马》应该是其中的一部，我会把它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放在一起。

想象她在现实世界里短暂和穷困的人生，同时在虚构世界里又是漫长和富足的人生。

那是一九八六年初的冬天，我是蜷缩在被窝里读完的，南方冬天的屋里没有暖气，我穿上毛衣和棉衣，坐在床上，一根接着一根抽烟，把门窗紧闭的屋里弄得烟雾缭绕，我以彻夜难眠的激动迎接这个非经验时刻的来临。

接下去的描写是一个不合理紧接着另一个不合理，通篇的不合理描写组合起来后呈现出来的是整体的合理性。

正好刚刚在一张报纸的夹缝里读到一则新闻，一辆装满苹果的卡车在路上抛锚了，结果住在附近的人把车上的苹果抢光了。我想就写写这个吧，这是一次没有构思的写作，谢天谢地没有构思，让我开始了一次非经验的写作，如同小说里的“我”在公路上“走过去看吧”和那个司机“开过去看吧”，我的写作也是写过去看吧。我在写下递给司机一支烟并给他点燃以为可以搭车时，没有想到接下去会写司机一把推开“我”，让“我”滚开，结果我这样写了；当我写到强行上车时也没想写司机突然友好了，结果我这样写了，而且很快和司机亲如兄弟；

后来“我”为了保护苹果不被抢走被揍得遍体鳞伤时，也没想到会写司机坐上拖拉机走了，结果我这样写了，还写了司机怀里抱着“我”的红书包。写作的意外接连出现，令我在写作的兴奋里一天就完成了初稿。

可有一句话我终生不会忘记，就是李陀指着《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手稿对我说：“你已经走在中国文学的最前列了。”

一部小说发表以后并不意味着已经完成，这只是写作层面上的完成，每一个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继续完成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不具有权威性，作品发表以后他的相关发言就是一个读者的发言。所以我在准备这篇“语文和文学之间”的讲稿时，给自己一个定位：我不是一个研究员，只是一个讲解员。我觉得自己会是一个不错的讲解员，因为我的正式讲解里会有一些非正式的内容。

阅读一部小说，理解或者不理解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读着有兴趣，有兴趣的话不理解也会读完，没兴趣的话理解了也不会读完。

当时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合办了一个创作研究生班，毕业后拿的是北师大的硕士文凭和学位，我和莫言是北师大这个“野鸡班”的同学，在同一个宿舍里住了两年。

王蒙借用这篇小说叙述中的不确定性，用不确定的“又理解又不理解”进行回答，莫言用《乡村医生》里的马头进行回答：“马从何处来？何须问，问就是多管闲事。但马头毕竟从窗框中伸进来了，这一事实是确定的。”也许别人不明白莫言这句话，我明白就行。如果有人非要刨根问底问我莫言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莫言也已经替我回答：“当你举着一大堆答案向他征询时，他会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

小说最后主人公获得的经验是，外面的世界是要通过内在世界的发现才能真正进入，外在世界可能会是不可理喻的，充满着背叛、荒谬和暴力，但只要有健全暖和的内在世界，就能在这个世界里找到归宿。

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开放性，同样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读出不同的感受，即使是同一个读者，不同时期的阅读也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前提是这应该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优秀的作品都是开放的，无论它的形式是现实的还是超现实的，是荒诞的还是写实的，或者其他种种我们已知的和未知的形式。

然后说起我小时候的经历，我经常和同学跑到海边的公路旁，等待一辆卡车经过。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卡车很少见到，有时候等上半天也没有见到一辆，终于看到一辆卡车驶来，我们会奔跑迎上去，跟着卡车奔跑，大口吸着卡车的尾气。那时候我们觉得尾气有一种令人向往的香味，工业之香。

。我觉得好的文学教育应该先是阅读，然后才是分析。如果你对刚刚完成的阅读很有兴趣，那么你在分析这部作品时也会很有兴趣；如果阅读时没有兴趣，再来分析时会有兴趣吗？这就好比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互有好感之后的约会，如果两个人互相讨厌的话，当然也可以约会，但这肯定是被逼迫的，可以想象这样的约会有多么可怕。

阅读是美好的约会，当约会的两个人敞开心扉之后也就意味着他们相爱了。所以当你在欣赏一部作品的时候，这部作品也在欣赏你，因为作品向你敞开了，你也向作品敞开了。

阅读如同人生中的经历，丰富的生活经历会让人在面对一个突然出现的事物时能够迅速做出正确的反应，丰富的阅读同样也会如此，起码读到什么样的作品都见怪不怪了。

在充分尊重学生的独特阅读感受、体验和理解下，引导学生遵守文本语境解读文本，让学生与文本充分对话，多角度解读作品的意蕴，并从文本中获得更多人生体验”。我觉得这样的方法会让阅读敞开，也会让文本敞开。郑玉平的方法里强调与学生平等对话，同时也要引领学生。我们不排除有些中学生已有惊人的阅读量，但是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的阅读，尤其是对《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样的作品的阅读，是需要前面王平和胡古玥提到的阿里阿德涅之线的，优秀的语文老师应该都是美丽的阿里阿德涅，而且会像阿里阿德涅对待忒修斯那样对待自己的学生。

同学们的见解都很有道理。这些荒诞性情节是通过少年的眼睛来呈现的，它所反映的是“我”初次进入的成人世界的残酷和难以理解，这就体现了少年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对立与冲突，更是“我”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小说通过描述一个十八岁孩子初次出门远行的经历，反映了孩子世界与成人世界的矛盾冲突，以及涉世未深的孩子对现实世界的困惑和恐惧。它提醒读者，人生是复杂多变的，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诸多困难与挫折，同时也会有诸多收获。

有句老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叶兆言对此有很好的解释，他说你要先读过十年书，才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没读十年书的话，听君百席话也没用。这个读了十年的书就是经验，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顿悟就是非经验的突然闪现。

读拜伦一行诗，胜过读一百本文学杂志

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的感受，一个好的作家，首先是一个好的读者，因为阅读好的作品，可以养育自己好的文学趣味，尤其是在一个作家刚刚从事写作的时候，阅读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回忆我过去二十多年的写作经历，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在几个关键的时期所选择的道路都是正确的，起码从现在来看是正确的。

大致意思是读拜伦一行诗，胜过读一百本文学杂志。我马上明白这个道理了，就是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文学杂志上，不管这个文学杂志有多么优秀，五十年、一百年以后那上面发表的作品能够流传下去的，我想寥寥无几，更不用说那些并不优秀的文学杂志了。从那时起，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不再去读文学杂志，开始大量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我现在书架上接近一半的文学书籍都是那个时候买的

阅读这些经典作品让我的虚构世界变得丰富多彩，我所说的虚构世界其实每个人都有，就是现实生活里无法体现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幻想冥想之类的，我后来出版过一本书，书名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这就是我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感受。

虽然我真正发现鲁迅的时候已经三十六岁了，《许三观卖血记》也已经出版，在写作技巧和风格上鲁迅已经不可能影响我了，但是在精神上鲁迅会一直鼓舞我。

我一直在想，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有益的经历，可是总结起来就是几句话。我刚才说了，年轻的时候会去寻找名人名言，来判断对自己的写作是否有帮助，绝大多数是没有用的，确实也遇到过有用的，这个概率是九牛一毛中的一毛。

八十年代我读到过一本关于怀疑主义的小册子，当时我意识到怀疑主义的思维方式适合像我这样的小说家的思维方式，怀疑主义认为任何一个命题的对面都存在着另外一个命题。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在八十年代我刚刚读到时觉得很新奇，就是说每一个事物都包含着两面性，通俗的说法就是每一个钱币都有两面，这个道理告诉我不要武断地去处理笔下的人物、情节和细节，还有另外一面的可能性发生，这对我后来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成为一个叙述者，此时的他与生活中的他是不一样的，当他写到笔下人物充满同情心的时候，他会觉得这同情心就是他的；

我是在没有书籍的“文革”时代成长起来的，当我认真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已经在写小说了，我一边写一边读

文学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对错，只是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发出对与错的评语而已。

我叙述中的障碍物

我去过的一些地方，这些年少一点了，过去多一些，总会有一些学生或者年轻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我说只有一个字——写，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写就像是人生里的经历，没有经历就构不成你的人生，不去写的话就不会拥有你的作品。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是很功利的，之前我干了五年牙医，我不喜欢那份工作，我想换一份舒服自由的工作，就是文化馆的工作，然后开始写小说。

因为我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刚好处在“文革”，我在“文革”时写的作文不是从《人民日报》抄的，就是从《浙江日报》抄的。那时候不允许写自己的，我要是写自己的东西很可能会成为反革命分子，写自己的会犯错误，去抄报纸上的文章很安全。所以刚写小说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写，就拿起一本文学杂志，打开来随便找了一个短篇小说研究，什么时候分行，什么地方用什么标点符号，我第一次学习的短篇小说分行很多，语言也比较简洁，我就这样学下来。刚开始很艰难，坐在书桌前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没有，逼着自己写下来，必须往下写，这对任何一个想成为作家的人是第一个障碍。我要写一万字，还要写得更长，而且要写得有内容。好在写作的过程对写作者会有酬谢，我记得第一篇小说写的乌七八糟，不知道要写什么，但是自我感觉里面有几句话写得特别好——我竟然能写出这么牛的句子来，很得意，对自己有信心了，这就是写作对我的酬谢。不过这篇小说没有发表，手稿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作家，八十年代初对于刚开始写作的无名之辈是最好的时代，这个时代后来的人再也不可能遇上。

我寄给《人民文学》就由《人民文学》付钱，寄给《收获》就由《收获》付钱，我就这样寄出去。我胃口很大，首先是寄《人民文学》和《收获》，退回来以后把他们的信封翻一个面，用胶水粘一下，剪掉一个角，寄给《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又退回来后，就寄到省一级的文学杂志，再退回来，再寄到地区级文学杂志，当时我的手稿走过的城市比我后来去过的城市还要多。

我一九八三年发表小说，两年以后，一九八五年当我再去几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时，发现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自由投稿拆都不拆就塞进麻袋让收废品的拉走，成名作家或者已经发表过作品的作家黑压压一大片，光这些作家的新作已让文学杂志的版面不够用了，这时候编辑们不需要寻找自由来稿，编发一下自己联系的作家的作品就够了。所以我很幸运，假如我晚两年写小说，现在我还在拔牙，这就是命运。

对我来说，坐下来写作很重要，这是第一个障碍物，越过去了就是一条新的道路，没越过去只能原地踏步。

总是有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作家，我说首先要让你的屁股和椅子建立起友谊来，你要坐下来，能够长时间坐在那里。我的这个友谊费了很大劲才建立起来，那时候我还年轻，窗外阳光明媚，鸟儿在飞翔，说笑声从窗外飘进来，引诱我出去，当时空气也好，不像现在。我很难长时间坐在那里，还要坚持坐下去，这是我写作遇到的第一个障碍。

什么人说什么话是写小说的基本要素。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对不同风格的小说都有兴趣，都想去尝试一下，有的当时就尝试了，有的作为一个愿望留在心里，将来有机会时再去尝试，这是我年轻时的抱负。

写完《许三观卖血记》以后，对于写对话我不再担心了，想写就写，不想写可以不写，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地用叙述的方式去完成大部分的对话，留下一两句话用引号标出来——不再是这样的方式

写作会不断遇到障碍，同时写作又是水到渠成的，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障碍在前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强大，当你不是躲开而是迎上去，一步跨过去之后，突然发现障碍并不强大，只是纸老虎，充满勇气的作者总是向前面障碍物前进，常常是不知不觉就跨过去了，跨过去以后才意识到，还会惊讶这么轻松就过去了。

我惊讶地读到福克纳用了近一页纸来描写刚刚杀完人的杀人者的心理，我当时就明白了，威廉·福克纳的方式很简单，当心理描写应该出现的时候，他所做的是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让人物的眼睛睁开，全部是视觉

然后我知道了，心理描写是知识分子虚构出来的，来吓唬我们这些写小说的，害得我走了很长一段弯路。

这是我在八十年代写作时遇到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后的障碍。这个障碍跨过去以后，写作对我来说就变得不是那么困难，我感觉到任何障碍都不可能再阻挡我了，剩下的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就是如何去寻找叙述上更加准确、更加传神的表达方式，把想要表达的充分表现出来。

伟大的作家永远不会绕开障碍物，甚至还给自己制造障碍物，我们过去有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伟大作家经常是有障碍要上，没有障碍创造障碍也要上，典型的例子就是司汤达的《红与黑》，于连·索黑尔决定向德·瑞纳夫人求爱的场景就是这样。

所以他在结尾的时候把安娜·卡列尼娜人生最后时刻的点点滴滴都描写出来了，绝不回避任何一个细节，而且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段落都是极其精确有力。

尽管如此，仍然无法抵消这部作品的伟大，那些都是小毛病，可以忽略的小毛病。这部小说结束时故事还没有结束，我觉得他在没有结束的地方结尾了，这很了不起，我读完后难过了很多天，一直在想以后怎么样了，真是顿河还在静静流。俄罗斯这个民族是发明AK—47的民族，他们那把枪发明多长时间了？现在世界上用得最多的还是AK—47，但他们的文学比AK—47可要牛多了。

发言题目待定

全世界的媒体都是这样，都热衷报道负面的，我们自己媒体对毒奶粉的报道比所有外国的报道加起来还要多很多

水产品为了保鲜几乎都是这样，它和三聚氰胺一样，都是公开的秘密。它在业内不是秘密，对不了解情况的人才是秘密，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

我觉得负面报道多不是坏事，一方面我们有权利充分了解自己生活的环境，另一方面负面报道会引发人们的正义感，生气或者愤怒都是正义感的表现

现在流行一个词汇叫正能量，其实很多正能量是面对负能量时被激发出来的，所以文学作品应该努力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中国不缺正面报道，也不缺负面报道。关键在于怎么去看这些报道，我前面说了人们可以在负面报道里激发出正义感，反过来也一样，有些人会从正面的报道里读出消极的情绪。

这位作者接着写道：“这就对了，这恰恰说明中国文学已经从无产阶级专政中解放出来了。”这个理解很有意思。

这是我大概半年来的经历，这半年我也读了一些文学作品。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知的人。

此前我有一个误解，认为西方文学不可能一直长盛不衰，后来发现我错了。现在中年一代的西方作家，依然很强大。我所读到的，包括伊恩·麦克尤恩这样的作家，还有其他作家，一个个都很厉害。伊恩·麦克尤恩有一点很了不起，可以说是他写作的美德，他的小说，出发的地方都很小，但他写得很大。或者说他善于从特殊处出发写出普遍性，这是他独特的地方。

当然有他那部最著名的《挪威的森林》

有时候一个作家突然脱离了自己熟悉的套路写了一本书以后，反而能够更为长久地流传。

这个时候卡在心里说，我打一个赌，假如伊贝科说她想要这个汤的话，那么伊贝科肯定会和我结婚，肯定会跟我去法兰克福，我们会在那里生活。这样的话我愿意去朗诵。结果伊贝科说我要，卡就去朗诵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细节，就是一个人根本就不愿意去，但是最终突然愿意去了，而改变想法并非是大家劝说的结果，而是一个小迷信的打赌，从叙述上来说，不是在一条一条的直道上改变了，是突然出现一条岔路改变了，小说家的才华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表现出来的。

我想这就是人类的美德

在广阔的文学里，我们读到过各种各样的题材和形形色色的故事。我刚才说到了涉及数理化的、涉及气象学的、涉及医学的，涉及最多的，我想应该是社会和历史了。先来谈谈文学怎样涉及社会，我们读到的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托尔斯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狄更斯的、巴尔扎克的、司汤达的，还有二十世纪的很多伟大作品，无一例外，每一个文学文本的后面都存在着一个社会文本，这是讲述文学如何广阔时最大的一个话题。

茨威格的思维很有意思，他的思维就是人类历史的进程往往是因一个被疏忽的小问题演变成了人类历史的重大变化。

《圣经》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讲述一个人内心的纯洁，人性的纯洁能够达到这种激烈的程度。

故事的前半段讲述的不是人的愚蠢，而是人性的善良和纯洁，善良或者纯洁看似天真软弱，但是爆发时的力量是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的，我想这就是人类的美德。

纵论人生，纵论自我

尤其是《许三观卖血记》，这个题材是卖血的，在一九九五年还是比较敏感的

我是一个幸运的作家，在需要遇到一个人的时候，遇到了李陀；在需要遇到一本杂志的时候，遇到了《收获》。李陀和《收获》让我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信心。李小林经常对我说，你是我们《收获》的人——意思是你不能把小说拿给别的杂志发表。

当时这部小说跟你们现在读到的版本不一样，现在前一半还是一样的，后一半完全重写了

李小林不接受，她让我很感动的是，她对我说，这部小说要是别人写的，我现在签发，下一期就出来了，因为是你写的，你就得回去给我改好了。

那些年我和苏童、格非把《收获》附近的小餐馆都吃遍了，都是程永新拿《收获》的钱请我们吃的。

一九九一年的夏天和秋天，我在嘉兴重写《在细雨中呼喊》的下半部分，当时进入状态了，自信也回来了。

一个编辑如此信任一个作者，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信任是此前一篇又一篇小说的合作建立起来的，李小林了解我，当我对自己的作品充分自信的时候，肯定是让她满意的作品。

有时候写作和人生一样，尤其是写长篇小说，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就像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所以他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应该是用一种最简单的语言，不可能用大学教授的语言来讲述。我一直在寻找最简单的语言，刚开始比较谨慎，不确定这样的语言行不行，慢慢地找到叙述语调以后，就很顺利了，一切都顺利了，就知道他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述。

时常会因为一句简单的话耽搁几天，因为找不到准确的表述语言

一个父亲失去了儿子，刚刚埋下，极其悲痛，他看着那条月光下的小路，我知道只要一句话就够了，多了没有意义。

他对那条小路的感受应该是一个农民的感受，我写不下去，耽搁了几天，找到了“盐”的意象，盐对农民来说是很熟悉的，然后我写福贵看到那条通往城里的小路，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想想那是怎样的一条月光下的小路，撒满了盐，这个意象表达的是悲痛在无尽地延伸，因为盐和伤口的关系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到的，所以当一个作家用朴素的语言写作时，其实比用花哨复杂的语言更困难，因为前者没有地方可以掩饰，后者随处可以掩饰。

李洱还回忆起当初我带着《活着》的手稿走进格非宿舍时的得意表情，

我逼着程永新马上读完

程永新靠在床上读，我在另一张床上躺着等待他的反应，他中间去了几次卫生间，我听到他在里面处理鼻涕的声音，我以为他感动得哭了，结果这小子每次出来时都说自己感冒了，让我很失望。

终于等到他全部读完，已经是晚上，他总算说了一句赞扬的话，说结尾的景色描写很美。我很不满意，问他难道前面写得不好？他说前面也很好。我问他什么时候把稿子给李小林看，他说明天上午就送过去。

后来我对程永新说，这是你编辑生涯里的一个失误。当然我是开玩笑

像福贵这样的一生，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除了苦难就没有别的了，但是让福贵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苦难的生活里充满了欢乐，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他们的家庭曾经是那么的美好，虽然一个个先他而去

《活着》告诉我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每个人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是属于别人的看法。

我再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好多年前有一个上海首富，他是从一家馄饨店起家的，后来成了上海首富，因为诈骗等罪名被抓了进去。他在被抓之前，其实已经知道了，他在上海的公司是一幢几十层的大楼，他站在自己巨大的办公室落地窗前，看着下面工地里的建筑工人。我不认识他，告诉我这个故事的人认识他，他在被抓之前，这个人去看他。他站在窗前告诉这个人，真想自己是下面工地里的建筑工人。建筑工人虽然很辛苦，可是没有牢狱之灾在等待他们。

我们有时会在街上看到一个乞丐，你很同情他，但是并不意味着他的生活全是不幸的，他也会有属于他的幸福时刻。

每个人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是属于别人的看法。

《收获》从来不是一个刻板的杂志，以前没有过的以后可以有，还有他们一直纵容我，让我写作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其实那时候我并不是很出名，准确说只是属于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在《收获》那里，作家名气不重要，作品质量才重要。

我经常胡思乱想，作为一个人这可能是缺点，但是作为一个作家，胡思乱想就是优点了

用非虚构的方式有一个优势，就是直截了当，不用拐弯抹角。说起来那部书是非虚构的，其实里面也有一些虚构的成分，有一些过去的事情记不清楚了，记不清楚的地方怎么办，就用虚构来过渡

朗诵结束后，我把照片给勃克曼看，告诉他，你朗诵的时候，死去的听众比活着的听众还要多。

我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了，我不换床了，就在一张床上躺着——我只能喂饱一张床上的跳蚤，不能把其他几张床上的跳蚤都喂饱了。我现在准备用这个对付跳蚤的方式来对付我

我就采用在一张床上躺着喂饱跳蚤的办法，对我那几部昏迷中的长篇小说做人工呼吸，一部一部来，救活一部，再去救活另一部。如同我不会在一个晚上喂饱四张床上的跳蚤，我也不会同时去给四部长篇小说做人工呼吸了

我最初的阅读与写作

有一次我们还书的时候，她发现封面上有一点很不明显的墨水痕迹，她说是我们弄上去的，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弄上去。我们便和她争论起来，我哥哥脾气很暴躁，隔着窗口就给了她一拳，然后呢，她把图书馆的门一关，去派出所报案了，我们也去了派出所。她在派出所里流着眼泪哭诉，当时派出所的所长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劝她，别和小孩计较，她不依不饶，拿起派出所里的电话给县里宣传部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我同学的母亲，还是邻居，听说是我们两个，没说两句就把电话放下了。她坐在派出所里哭，所长向我们挥手，让我们赶紧滚蛋。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可是我们的借书证被没收了，我们没书可读了。

这种不能读书的感觉很难受，就好像吸食了“毒品”以后没有“毒品”一样。我到处去寻找“毒品”，想去看这样或者那样的书

可有一天我发现了新大陆，《毛泽东选集》里面的注解很好看，它涉及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

我就去看大字报。那个时候的大字报还是很好看的，“文革”进入了后期，大字报除了大篇幅的革命式句子外，开始有一些色情内容的描写，比如说谁和谁通奸，我就在一排排大字报里面找“通奸”这个词，然后去看这些内容，当然内容很少，也没有性描写，但是有通奸故事。当时每天放学回家路上，我都先去看看大字报有没有新的通奸故事出来，因为没有实质性的描写，看多了也没兴趣了

我记得当时看过的一本外国小说，里面有不少性描写，我看的时候心惊肉跳，一边看一边观察旁边是否有人。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文革”前出版过的书重新出版，还有一些“文革”前没有出版的书也开始出版。我当时买了莫泊桑的《一生》，看了四分之一时发现这部小说就是当年让我心惊肉跳的那本书。

在我的记忆里，我大概看过十多本没头没尾的书，不知道故事怎么结束让我很痛苦，当时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结尾是什么，我就像国际歌里面唱的那样“从来没有神仙皇帝，一切只靠我们自己”，开始自己给那些小说编结尾

现在回忆起来，当我还没有成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训练自己的想象力，这对我以后成为一个作家有很大的帮助

生活不会辜负我们，只有我们会辜负生活

不管什么样的生活都会给我们带来财富。毛泽东说“好事会变成坏事，坏事会变成好事”，对我来说就是坏事变成了好事。这是我最初的阅读故事。

我进入中学以后，有过三个语文老师，关系都跟我很好，因为我作文写得好。其中一个语文老师人不错，他有时候会给我一根烟抽，我也会给他一根烟抽。他是自己花钱买的烟，我是从家里偷了父亲的烟

当时我父亲抽烟不多，一天只抽三四根，买烟是一条一条的买，为了防止我和哥哥偷偷抽他的烟，我父亲每抽完一根烟会仔细数数烟盒里还有多少根，但他从来不数一条里面还剩几盒，所以我从来不在烟盒里偷，每次我都在拆开的一条里偷一盒。我哥哥在他拆开的盒里偷过一根烟被他发现了，我整盒整盒地偷他一直没有发现。当时，口袋里有香烟的我在同学中很有号召力，我身边总是围着几个人，问我有没有香烟，然后我们跑到学校围墙外面去抽烟

我和这个语文老师的关系很好，已经到了互相给烟抽的关系

这个老师又找到我说，不要贴到他家门口，工宣队长没看见，他家邻居倒看见了，让他很难堪。于是我把内容重抄了一遍，贴到工宣队长的办公室门外。这是我记忆里写大字报最有意思的一次，我写的内容先在这个老师的家门口发表了一次，又在工宣队长的办公室门外转载了一次。

我当时很羡慕他，我在中学的时候只读了十多本没头没尾的书，还有《毛泽东选集》里的注解，以及在大字报里大海捞针般的去寻找通奸小故事。当然我读过很多鲁迅的作品，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里，但是当时不喜欢鲁迅，直到一九九六年重读鲁迅，才知道他有多么了不起

做一个作家只要认识一些字，会写一些字就足够了，有文化的人能成为作家，没文化的人也能成为作家。作家是什么？用吉卜赛人的话来说，就是把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再向别人要钱的那种人。

你们的朗诵比原作精彩

今天来的路上我还在和张清华说，现在经常在微信里收到朋友发来一段我说过的什么话，起码有一半不是我说的，那种鸡汤的话让我感到羞耻。张清华教授很谦虚，他说那些冒充我的话哪怕说成是他说的，他也会感到羞耻。

有些人他是很高兴见到的，有些人他并不想见，但是只要去了他都会很友好，铁生是一个不会去拒绝别人的人

八十年代，我们都对文学有着燃烧般的热情，后来没有这样的热情了，如果说还有，也就是日照般的热情

经验对于我们的局限，先是局限了我们的思维，然后局限了我们的行为。这是当时我们两个人交谈的内容，现在已是我的一段美好回忆了。铁生去世好几年了，提到这个时我感觉他好像就和当年一样坐在我对面。那天铁生没有表演，只是对我讲述。铁生不会魔术，但是他的思想会魔术。

我和莫言谈过威廉·福克纳，应该谈过多次，但是我们没有谈这个作家影响了我们什么。我记得莫言向我推荐过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他当时对我说，他的《售棉大路》受到这部小说的影响。

一个伟大的作家必然会影响后来的作家，但对这些后来作家的影响则是因人而异

反正都是穷人，为什么不去做一个自由自在的穷人

莫言曾经造谣说我声称自己是牙医，其实是个兽医。当然他是开玩笑，老朋友了，我也可以造他的谣，我也是开玩笑。

我记得有个老农民拔牙之后才知道自己钱带少了，不够付医药费，向我借钱，我借给了他。这个老农民第二天专门坐轮船来把钱还给我，你们想想，对他来说一次来回的船票钱是很多的钱了，这就是当时的诚信。

在我小时候，我父亲是我们县里最有名的外科医生。那时候我们县里没有汽车，偶尔见到的也是外地来的汽车，自行车也很少，县医院里有一辆，是为了看望动了大手术后出院的病人准备的。我小时候很盼望礼拜天这个休息日，因为我父亲在这个休息日要骑自行车去乡下看望那些动了大手术已经出院的病人，看看他们的康复情况，这时候我就要父亲带上我，我坐在自行车后面，让风吹在自己脸上，一路上特别享受，我父亲经常要骑两三个小时才能到一个病人家里，病人家里人的热情至今历历在目。我父亲和他病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文革”开始的时候造反派把我父亲发配到乡下，我父亲就背着药箱和手术用具走村串户，给人治病动小手术，农民们都认识他，见到他从远处走来就会喊叫“华医师来了”，我父亲姓华，我是姓我母亲的姓，父母两个姓的结合就是我的姓名。刚开始造反派觉得把他发配到乡下已经是处罚他了，随着“文革”的深入，很多人被批斗、被关押，才发现便宜我父亲了，要把他从乡下揪回来，可这时候找不到他了，农民们把他保护起来了。

说那是华医师的儿子，那种热情令我难忘。我当时去过的村子，没有人不知道华医师。

我父亲个子一米八，是山东大汉，我个子小是因为母亲的原因，她矮小

永远不要被自己更愿意相信的东西所影响

最好的阅读是怀着空白之心去阅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那种阅读，什么都不要带上，这样的阅读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宽广，如果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去阅读，就是挑食似的阅读，会让自己变得狭窄起来。

为什么不少当时争议很大的文学作品后来能成为经典，一代代流传下去？这是因为离开了它所处时代的是是非非，到了后来的读者和批评家那里，重要的是作品表达了什么，至于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不重要了，和作者同时代的人都不在了，是非也好，恩怨也好，也都不在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或者过去时代文学作品的时候——比如鲁迅的作品时——我们可以怀着一颗空白之心去阅读，而阅读当代作品的时候很难怀有这样的空白之心。你有你的经验，你会觉得这部作品写得不符合你的生活经验，中国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每个地方的风俗和文化也有差异，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以后，年龄不一样以后，经验也会不一样，这会导致带着过多的自己的经验去阅读一部作品，对这部作品的判断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反过来带着空白之心去阅读，就会获得很多。阅读最终为了什么？最终是为了丰富自己，变化自己，而不是为了让自己原地踏步，始终如此，没有变化。

无论是读者、做研究的，还是做评论的，首先要做的是去读一部作品，而不是去研究一部作品。我上中学的时候，读的都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类的，用这种方式的话肯定是把一部作品毁掉了。阅读首先是感受到了什么，无论这种感受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欣赏还是不欣赏。读完以后有感受了，这种感受带来的是欣赏还是愤怒，都是重要的。然后再去研究为什么让我欣赏，为什么让我愤怒，为什么让我讨厌？研究应该是第二步的，应该是在阅读之后的。

享受艺术时的舒适性，决定了我更喜欢音乐，这是一个原因。

相对小说叙述而言，音乐叙述更近一点，两者都是流动的叙述，或者说是向前推进的叙述

我想《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受欢迎，尤其是《活着》，可能有这么个原因，故事是福贵自己来讲述的，只能用最为简单的汉语。我当时用成语都是小心翼翼，一部小说写下来没有一个成语浑身难受，总得用它几个，就用了家喻户晓的，所有人都会用的成语。可能就让大家都看得懂了，人人都看得懂了，从孩子到大人。

尤其是《活着》，我觉得唯一的理由就是运气好，确实是运气好。

我三十一岁写完《在细雨中呼喊》，三十二岁写完《活着》，三十五岁写完《许三观卖血记》，四十六岁写完《兄弟》

我二十岁出头刚开始写作，在浙江参加笔会时，认识了浙江的作家，当时跟我关系最好的两个作家，早就不写作了，都去经商了。我在成长和写作过程中，不断认识一些人，这些人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他们又会带来不同的朋友圈，有些人从政，有些人从商，有几个进了监狱，还在监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里面的狱警寄签名书，我说没问题你把地址给我吧，我干过几次这样的事。后来那几个朋友出来都对我很感激，其中一个说我寄了签名书之后，他们就安排他去负责一本监狱杂志。他说以前经常被人欺负，他被人欺负的故事这里我就不多说了。自从他做了监狱杂志编辑之后，犯人开始拍他马屁了，因为发表文章可以减刑。所以他很牛，在监狱里过得不错。那些年那些朋友，从商的里面有的成了亿万富翁，从政的里面有的做了高官。我们在二十多岁时因为文学和艺术走到一起，后来分开了，各走各的路，这样的经历让我到了四五十岁时写作的欲望变化了，说白了就是想留下一个文学文本之外还想留下一个社会文本。

昨天晚上收到别人给我发来的一个东西，关于八宝山的，八宝山有两个公墓，一个是革命公墓，一个是人民公墓，革命公墓里葬的都是干部，人民公墓里葬的都是群众。那里还真有进口炉子，还是从日本进口的，烧起来没有烟，全是高级干部在里面烧的。我写进口炉子时是瞎编的，我不知道有进口的，我没考察过，没想到真有。八宝山里面也是有等级制的，夫妻不是同一个级别的不能葬在一起，而是葬在不同的墓区。

因为作家是人，是人都会犯个错误什么的

毛病，小说里面李光头说林红是他的梦中情人。张清华很温和地问我，“文革”的时候会说这样的话吗？

被人铺天盖地地批评了两轮，批评对我已经连雨点都不是了，没有什么作用了。但是有时候我对批评会有反思，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批评？尤其从《兄弟》开始，只要我出版一本新书，就会有猛烈的批评光临。刚开始可以把它理解为有某种动机，后来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虽然批评我的文章中百分之九十都是胡扯，但是反过来想一想，赞扬我的文章里胡扯的比例不比这个低。同样都是胡扯，为什么赞扬你就觉得不错，批评你就不能接受？

张清华以赞扬的口吻说了一句我在北师大的入校仪式上说过的话“我永远不会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虽然很矫情，但是他很感动。我说这句话是有前因后果的，当时我和儿子一起——他高中毕业准备去美国上大学——在家里看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看完之后我们一起讨论，最后的结尾让妓女替女学生赴死让我们反感，难道妓女的生命就比女学生低贱？当时我儿子说了一番话让我很吃惊，孩子的成长让父母无法预料。他说的是罗素接受英国BBC的采访，记者最后请他对一千年以后的人说几句话，有关他的一生以及一生的感悟。罗素说了两点，一是关于智慧，二是关于道德。关于一，罗素说不管你是在研究什么事物，还是在思考任何观点，只问你自己，事实是什么，以及这些事实所证实的真理是什么。永远不要让自己被自己所更愿意相信的，或者认为人们相信了会对社会更加有益的东西所影响。只是单单地去审视，什么才是事实。

，我的理解就是永远不要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接着我儿子说张艺谋已经把自己的想法当成真理了，然后说我也到了这个时候，要小心了。确实，当一个人成功以后，很容易把自己的想法当成真理。那么真理是什么呢？我今天不是对在座的老师说，是对你们学生说，真理是什么，真理不是自己的想法，也不是你们老师的想法，真理不是名人名言，也不是某种思想，它就是单纯的存在，它在某一个地方，你们要去寻找它，它才会出现，你们不去寻找，它就不会出现

它能做的就是把你们引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当你们去往这个正确的方向时，可以避免触礁或者空中险情。真理就是这样一种单纯的存在，你们要去寻找它，它才会有，然后它会引领你们。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我和马原不知道是多少年的朋友了，什么难听的话都可以说，如果他或者我生气了，我们的友谊就不会保持到今天

马原身上始终保持着一个优点，就是幼稚。我刚才听他啰唆半天，为自己的书辩护，我想马原真是，都六十五岁了，还是没变。那些批评你的人都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你搭理他们干吗？你云南的房子还没盖好，你过几天回去，房子一盖，什么事跟你都没关系了。

他看完以后给我打电话说写得真好看，这是我们互相之间的评价，我们不会说其他的话。

我读完这本书有一个感觉，这是一个江湖中人写出来的书，是一个经历了很多的人才能写出来的书。

马原经常来鲁迅文学院，当时莫言和我住一个房间，有一个学期他回家盖房子去了，他不在，马原就在那住了几夜，我们通宵聊天，充满热情谈文学，没谈其他的话题。我们到晓明那里，也是只谈文学，除了文学没有别的话题，那真是一个很美好的时代。我记得晓明当时还写诗，问他发表在哪里，他很得意地说，发表在研究生院女同学们的笔记本上。

那时候确实很好玩，晚上还去偷黄瓜。当时辽宁文学院周边全是农田，我记得走道里摆着一个大水缸，偷来的黄瓜在水缸里面洗一下给铁生送过去，铁生咬一口说，我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么新鲜的黄瓜，我说这黄瓜从摘下来到你嘴里不到十分钟。

其实马原也不知道我演讲的题目是什么，他根本不关心这些破事，他就是陪着我，跟我聊天，陪我吃饭。没过多久，他有自知之明，辞掉了中文系主任，他知道这事情胜任不了。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看你开采了还是没有开采。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读完这本书，感觉是一个江湖中人写的

你家房子上CNN新闻了

我有一位朋友的孩子，小时候就去了美国，他现在在美国念大学了。一起发生在美国的事件，他先看了左倾的NBC新闻，又看了右倾的FOX新闻，然后他疑惑了：NBC和FOX说的是同一件事吗？

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偏见，而且偏见都穿上了真理的外衣，我的意思是真理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件随时可以换掉的外衣，他们的衣柜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堂而皇之的外衣。如果你想去反驳偏见，你不会赢，因为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偏见已经换了外衣。有一个方法可以考虑，就是用彼得·汉德克学会的波斯尼亚语脏话“你家房子上CNN新闻了”去回击他们，这是很高级的脏话，用中国的俗话说，这叫骂人不带脏字。